資訊時代：經濟、社會與文化》，第二卷，〈認同的力量〉（The Power of Identity），結論 網路社會的社會變遷

一、     導讀

  信息時代掏空了工業時代的意義與制度性功能，這也進一步的導致了民族國家失去「主權」，國家與民族的分離讓政治失去了力量。過往對於「政治」的想像，由國家為主體進行行為，公民為構築主體、與主體間相互互動的邏輯瓦解。也應此公民多數的生活環境變得更壞，傳統的、過去的社會契約已經破裂了。以國家為基礎的自由主義，與勞工為基礎的社會主義認同，都因失去了訴求而產生認同的危機。

  由第二卷第一章三種認同的形式中「合法的認同」，這種圍繞著民主政體國家、圍繞著社會契約的認同形式已經枯竭了，也正因如此，這樣對於既定認同的動搖，牽連的就是社會系統的分解。

  世界已從過去圍繞著民族國家、社會契約、民主政府的樣態，轉變成一個由「理性預期」所指導的一個市場、網絡、個人與策略性組織的世界。也就是新的認同正在醞釀，這也代表的是一個新的社會種子正準備萌發。

  在這樣全球化的浪潮下，由本書第二章的例子中不難發現存在著一股強大的「抵抗的力量」，他們試圖回歸傳統神、民族、家庭的認同營造出自己的社區。這類型的抵制認同在積極贊成的社會運動中被打造。若是無法確認其社區的力量足夠擊倒其所抵抗的對象之時，他們就將建設回歸於內部建立自立性。婦女運動與環境主義就是最好的例子。

  抵抗的社區，對抗信息時代中表現社會支配性的流動空間的無地方性邏輯，試圖肯定其價值的永恆不變，對抗時間與歷史的分解。這些抵抗圍繞著三個新社會的基本結構，空間、時間、技術。

  生態主義者，象徵的人與自然間的互動，對抗著「空間」與「技術」的連動。女性主義者，代表著實際空間與身體控制的互動關係與比流動空間中的肉體脫離，對抗著由父權所構築的認同關係。

  認同的問題，最終還是得回歸主要的課題，也就是變成「計畫認同」此種有潛力重構公民社會的認同力量。而新的公民社會所倚賴的計畫認同並非來自於先前工業時代的公民社會之中、亦不是過去的傳統認同形式，取而代之的是來自於「抵抗認同」之中也就是社會中抵抗組織的力量。

  那在這樣新興的社會之下，「權力」又是什麼呢？我們可以很確定的是權力已經不再集中在民族國家、資本主義公司或是教會、法人之中了，因為這些過去的認同已經產生了結構性的改變，權力散落在全球網絡中。但不變的是權力依舊統治著社會、支配著人們的生活。新的權力在於信息的符號與再現的意象之中，而孕育權力的來源就是人們的心靈。

 所以下一個問題是，到底在這樣的一個時代裡，「主體」是誰？有下列兩種，其一是預言家，一種「宣示道路，斷言價值，如同象徵的使者」而這種人其實就是個個意識形態的領袖人物，他們的存在就代表著某種價值的象徵，宛如宗教領袖般，成為了信息時代的主體。下一種力量是新社會運動的形式，也就是「離心的形式」也就是朝向個個既定存在的生活場域中，將這些新的認同價值揉入融合。從最遠離權力核心的地方將這些新認同的價值散落，讓認同的力量遠離權力的衙門，發起作用。

二、問題與討論

  所有的認同方式最終目標還是走向計畫式認同，而在作者的觀點之中認為現在孕育出計畫式認同的來源就是抵抗的認同，由於這些抵抗的力量形成了構築新信息時代計畫式認同的力量。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推導出一個脈絡，抵抗的力量最終會在衝突之中形成就有潛力重構公民社會的認同力量。

  按照這個邏輯，我想問的是那我們的社會永遠會存在著抵抗的力量，那是否社會解構、重構是一個永遠無法停止的循環呢？

《資訊時代：經濟、社會與文化》，第二卷，〈認同的力量〉，第四章

一、導讀

在「父權制的終結：資訊時代的社會運動、家庭與性」這一章中，卡斯特提出在社會中個人人格因家庭結構和性範式的改變而轉型的命題。他認為：「家庭構成了基本的社會機制，而性欲特質與人格是相關的。這就是結構變遷和社會運動的互動（即網絡社會和認同力量的互動）如何轉變了人們所作所為的證明。」（P.159）

二、網絡社會中的結構變遷： 

（一）父權家庭的危機：

父權制的特徵是在家庭單位中，以一種制度性地的掌控規律強化男性對婦女和子女的權威，而這種源自父權制與文化的支配性和暴力也在個人人格與人際關係中留下了痕跡。因此，父權家庭的危機指的是當代環境下的家庭模式的弱化，而促使家庭終結的趨勢，並非僅僅指向現代產物：核心家庭，而且指向幾千年以來一直由父權支配為基礎的家庭。

（二）危機的根源：

這種家庭危機產生的根源在於職業女性的出現。由於經濟的信息化、網絡化與全球化導致婦女大量從事職業勞動、進入支付薪水的勞動力市場，家庭與勞動力市場發生了深刻的變革，大部分婦女的工作都不再是家務勞動了。

（三）危機的產生：

婦女開始進入工薪工作與勞動力市場的一環後，對家庭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因為有了獨立的經濟收入使女性在家中的地位顯著提高。進而，當男性的工資下降且發現女性竟然帶著薪水回家時，父權制便無法阻擋雙方坐下來平等協商了。

三、認同在社會運動中重構 

（一）認同與女性

卡斯特認為：認同是行動者自身的意義來源，也是自身通過個體化（個性化）過程建構起來的。它儘管能夠從支配性的制度中產生，但只有在社會行動者將之內在化，並圍繞這種內在化的過程構建其意義的時候，它才能夠成為認同。

舉例來說：女權主義在美國的發展是透過女性一面爭取平等權，並一面不間斷地在工作、法律和政治方面充實壯大自己;而另一方面，文化女權主義和女同性戀女權主義則強調女性的特殊性，建立另類的女性組織。

（二）社會運動與認同

婦女工作改變以及婦女意識改變過程背後的驅動力，除了信息與全球經濟的興起，人類生育技術的進步，必不可少的還有婦女鬥爭的極大高漲、婦女運動的全面發展。這樣意識的覺醒與改變也促使著女權社會運動的發展，並通過鬥爭和話語藉此機會去除社會的性別體制，以解構和重構女性的認同。

四、性與認同

（一）性與家庭的關西

性，是社會建構的產物。父權主義需要強迫的異性戀，家庭也只與異性戀前提有聯繫，一旦異性戀的大前提受到挑戰，家庭將會全盤崩潰。

 （二）同性戀運動 

沒有了制度性的限制，性解放就成了自我表現的新領域。更者，女同性戀與男同性戀運動不僅是一場爭取自由選擇戀愛對象和戀愛方式的基本人權的運動，同時也是性認同和性解放的有力表現。​​

但同性戀運動的核心不僅只是涉及情慾偏好而已，更重要的是其中的根本性的認同，而這種根本性認同的建構正是特殊的政治性過程。

五、結語

歸根結底，在網絡社會中的新權力中，父權制的危機是由信息資本主義、女權主義和性認同社會運動的相互作用所引發的。

《資訊時代：經濟、社會與文化》第二卷〈認同的力量〉第二章：地球的另一面——對抗新全球秩序的社會運動

一、導讀

（一）全球化與社會運動：

        作者在本章中討論在全球化浪潮下所引發世界各地的社會運動、反抗組織如何表現出社會狀態的變化，同時衝擊當地的政治、經濟狀況。

        全球化時代無法躋身精英階層的人們，對生活、環境、工作、經濟、政府、國家感到不滿，由於種種無力感，引起了人們對於支配的反抗，挑戰新的全球秩序（p.79）。在此作者以反抗北美貿易協定的札巴提斯塔民族解放軍；反抗以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等等為首之全球金融利益團體的美國民兵、反抗被跨國企業控制的世界政府的奧姆真理教，三個組織發跡的社會脈絡、組成份子、行動目標與手段為例進行分析。

為了方便理解社會運動，作者引用阿蘭杜罕用以定義社會運動的三個切入點（p.81）：

1. 運動的認同：社會運動對自己是什麼、如何行動的自我定義
2. 運動的對立面：運動中明確指出的主要敵人
3. 社會性目標：對於某種社會秩序或社會組織的視野

（二）案例分析：

        從此三點分析札巴提斯塔民族解放軍、美國民兵、奧姆真理教，其共同點在於三者所設定的敵對目標是相同的，也就是新的全球秩序，只是在不同的社會脈絡與地緣環境中有不同的對象代表著新全球秩序。對於札巴提斯塔民族解放軍而言，是美國帝國主義與墨西哥腐敗政府的聯合；對於美國民兵而言，是美國聯邦政府與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對於奧姆真理教而言，則是跨國企業、美國帝國主義與日本警察。（p.121~122）

        而三者的自我認同與目標則大不相同，札巴提斯塔民族解放軍將自己定位為被壓迫、剝削的墨西哥、印地安人，為了土地、權力、尊嚴而戰；美國民兵的世界觀中則將美國人分為生產者與寄生者，後者包含了政府官員、銀行家、企業家等菁英階級和領取社會福利的下層階級，而他們的目的在於反抗寄生者對生產者造成的壓迫（p.107），追求以家庭、地方社群為單位的生活方式與公民自由的價值；而奧姆真理教的認同與目標則較為抽象，由於其世界觀中，外在世界終將走向末日，他們追求的是超越形體的、內在的世界，透過意念進行溝通而形成的靈性社群，藉此得到最後的救贖。（p.119,120,122）

        關於三者的比較，也可以參考123頁的圖表2-1

        除了上述分析架構中提出的異同之外，值得注意的是網絡社會中的新溝通技術是三者得以產生影響力的重要因素。札巴提斯塔民族解放軍利用電訊、錄影帶、電腦等媒介將他們的理念與行動廣傳墨西哥社會以至於全世界，建立了世界性的連帶團體網絡，使得墨西哥政府無法進行大規模鎮壓，另外，藉著這些新媒介，他們也建立了特定形象（如面罩、影片中的視覺符號）而推動了革命印象的大眾化。（p.92,93）

        同樣的，美國民兵也是透過各種媒介——網絡、廣播、紙本印刷品，才將散佈全美各州、各自獨立的民兵組織整合起來。Kenneth Stern對於網絡科技為美國民兵組織帶來的幫助有清楚的描述：

「民兵缺乏組織化中心的缺點被這種新媒體的快速溝通及傳播謠言的潛力所彌補⋯⋯只要有一台計算機及數據機，就能夠成為全世界網絡的一分子。」（p.98）

「網絡是一種能夠滋生陰謀論病毒的完美文化⋯⋯對於像民兵成員這樣的陰謀狂熱者而言，網絡空間中未經證實的言詞，藉著提供無盡的附帶證據更加確定了他們的既有結論。」（p.106）

        而雖然奧姆真理教創立時的日本網絡並不發達，但是他們仍透過傳真、錄影、電腦等打響了知名度，並建立高度控制卻去中心化的組織化網絡。（p.124）

        

（三）小結：

        在全球化時代中，信息、生產與市場逐漸集中至少數人手中，而其餘的多數人則被排拒在外，而作者認為如果要從這個狀況中建構出能夠對全球化與信息化進行社會控制的新形式的話，必須有國家的政治系統或是機構來處理社會運動。因此國家處理全球資本主義與相應而生的反抗活動的能力將決定各個社會的狀況。（p.126）

二、問題討論：

        國家如何可能處理全球資本主義的問題？在多數與反全球化相關的社會運動案例中，代國家進行治理的政府通常都是被反抗的對象，因為在全球化的時代中，各國的政府可以說是全球資本主義治理全球的代理者，而政府的組成份子常常就是反抗者眼中的菁英階層，也就是全球資本流動之下的既得利益者，在這種情況中，難以期待仰賴國家的力量去控制全球化帶來的影響。而即便是距離全球化利益較遠的小國，也時常因為政治、經濟、外交上的結盟（例如為了爭取國際話語權或是經濟、技術等方面的援助而加入各種國際建制），被納入全球化的漩渦中而無力掙脫，恐怕只有自給自足 、遺世獨立的小國可能不受太大影響，然而相對的，它們之中也就不會產生與全球化相關的社會運動。那麼要在何種情況下，才能如作者所言，由國家來處理全球資本主義造成的影響，對全球化與信息化進行社會控制？

寫給系主任的第二封信：在資訊時代的網路社會如何正確地認識政治

系主任您好：

我是政治學系二年級的學生，我叫曾珉妮，許多人見到我的第一印象都會認為我是中文學系的或亦是日文學系，也有不少人覺得我是音樂學系的學生，因此每當我說出我是政治學系的，他們都會為之訝異「你看起來不像政治學系的」是許多人給予我的評價。

是甚麼讓他們覺得我並不是政治學系的呢？可能是我的談吐？我的衣著？或是我給予人的感覺？這樣的舉例可能不是足夠清楚，再舉一個政治學系學生最常被問到問題好了，就是「你會出來參選嗎？」這個問題在我大學生活中短短兩年的時間，被問了不上百次，這兩個問題我將它歸納為：「人們對政治學系的刻板印象」。談到政治，人們心中第一個所想的，可能就是選舉。

那麼為什麼一談到政治人們就會想到選舉呢？除了經驗的傳遞外，還有一點就是媒體的影響。媒體在整個政治結構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西方政治將他歸納為第四權，他將政治的內涵、組織或亦是決策方式都重新的塑造，使的執政者可能必須走向那些較為吸引眼球的議題或放棄一些價值。然而隨著時代的改變，媒體往上增加了資訊技術革命和資本主義進行重構，誘發了一種新的社會形式——網路社會，人們在吸收經驗上變得快速便利，快速、大量的經驗靠著信息不斷的傳播，我們吸取了更多的信息與經驗，但卻無法分辨它是否正確。

就拿最常使用的懶人包來說好了，懶人包是一個了解這事件始末的人為了大眾能快速方便的知道事情的始末而撰寫出來，但是撰寫一定會帶有他對於這件事情的看法和想像，也就是說我們在閱讀懶人包的時候其實是接受了撰寫者的既有框架和看法，首先我們能夠判斷這個懶人包是否有問題嗎？判斷的基礎又在哪裡，是因為甚麼？我們能夠保證我們對於每件事情的看法都是仔細思考而來的嗎？那如果有引用到別人所提供的信息，我們要如何判斷他是否正確呢？的確，在信息傳播底下，人們漸漸允許了其中的差異性的存在，為整個社會帶來更為龐大的流變性，正巧也是這股流變性重新塑造我們的世界，但是流變性為我們生活所帶來的不確定性的改變，仍然會使人們望之卻步，或是用又將他歸類於多元性的發展，這樣究竟是好是壞，仍然是個未知數。

敬祝身體健康

                                      學生 曾珉妮

寫給系主任的第二封信：在資訊時代的網路社會如何正確地認識政治

系主任您好：

自1996年Castells的網路社會之崛起發行，當時網路與資訊的影響才剛剛開始，但他在書中卻已屢屢提到在這樣的發展下時空的變遷，對於文化、政治、經濟都帶來劇烈影響，而到2018年的今天，網路已成為生活中的一部份，Castells在書中所提到的種種現象，對這個世代的我們而言早就習以為常，包括所謂工時彈性化、訊息的片段化、網路世界的真實與虛擬等，而在這樣的世代中，讓人不禁好奇，是否還有認識政治、實踐政治的可能？

隨著行動網路與各種科技的普及，日常生活的一切變得越來越真偽難辨，且人們越耐不住時間，空間與時間的概念不再如過去有清楚劃界。當我們早上搭著捷運上課，可以用行動App下單喜歡的衣服，直接用手機轉帳，24小時的快遞晚上回家就會收到商品；買完東西繼續滑著Facebook跟Instagram，看著哪個朋友又去哪裡玩拍了什麼照片；打開新聞App發現大家都在討論兩韓的高峰會，還有爭論不休的台大校長跟反年改抗議，捷運到站了，於是下車。就這麼30分鐘的車程，我們沒有離開過網路，在台北的捷運內，接受到了各個地方的各種消息，甚至懷疑起自己，是不是真的在前往上課的路上。

2018年的今天，將David Harvey所說的時空壓縮呈現的極致，也完全體現的Castells所描述的網路社會現象，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中，所處的環境和接收到的知識幾乎都是被建構好了，畢竟這年頭的大數據比我們想像的都還驚人，而作為一種需要公民討論、參與的政治領域，如果連互動都被區隔，連交談都沒有了，那這又是什麼樣的政治呢？

在我認為，網路社會中要能＂正確地＂認識政治已幾無可能，不僅僅是因為各有立場而導致瞎子摸象的窘境，更是因為無法再有一個場域能讓公民去討論、辯論，而即便有，也難免淪落各說各話的爭辯。但我並不是將政治如此的轉變全歸咎給了網路資訊的興起，我認為最終還是回歸到思辨的本質上，當所謂資訊爆炸化、泡沫化、碎片化發生，如何有理性思考、批判思考，且能於同一＂平台＂上共同討論就更是重要，那如何培養這樣的人，我想也許是政治系的一大課題。

感謝系主任閱讀至此，就如曾在第一封信中提到的，也許在正確地認識政治之前，我想必須要先好好的討論，何謂政治？又政治的價值真正何在？在這樣蓬勃發展的未來社會中，我們才可能擁有一個穩固的價值去判斷及認識政治。

學生

李佩儒敬上

寫給系主任的第二封信：在資訊時代的網路社會如何正確地認識政治

在之前的時代，資訊的獲取數量是一個人所處階層的標誌，無論中世紀的西方還是東方，識字幾乎是貴族的符號，能直接對政治產生影響的都是這些人。換句話說，獲取更多資訊的人更容易掌控政治，反過來，政治運作的一大秘訣就在於控制與封鎖對己方不利的資訊。

然而網路時代到來後，伴隨著識字率的提升，資訊的封鎖變得愈發難以實現。海嘯一般的資訊量進入到普羅大眾，禁止接觸資訊的方式在越來越多的國家降格為“地方員警”的背景下顯得脆弱乏力。於是新的模式開始出現，媒體巨頭將資訊包裝、詮釋，依靠數量的優勢碾壓其他聲音。從封鎖資訊到給予巨量資訊，全球的現代政治運作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劇烈轉變。

互聯網給予豐富的資訊在最開始給予了民眾獨立思考的窗口，但事實上21世紀第一個十年過去之後，互聯網轉變為了各大宣傳力量的強力機器。與過去的時代相比，封鎖資訊只能禁止知識的傳播，但現在將大量資訊灌輸民眾，才是真正的可以控制思想，資訊時代的技術革命並不是真的給予了普通人更大的政治參與與自由，反而加強了政治控制——而且在表面溫暖的自由面具之下。

寫給系主任的第二封信：在資訊時代的網絡社會如何正確地認識政治

主任您好！

      這次欲與您的討論的問題是在資訊時代的網絡社會中該如何正確地認識政治。自從進入政治系至此，我所認識的政治——不論是政治的定義、政治的歷史······其方方面面都以龐大的權力機構諸如國家、政府的事物為中心，政治一詞的含義也仿佛隨著古今中外不同的政治治理模式而有不同，從早期西方的共和制、君主制，中國的皇帝制度到現代民主國家，政治的樣貌大不相同，然而認識政治是否一定要從各層級的權力中心入手？是否認識國家的治理就得從政府開始，而認識國際政治就必須從國家的外交政策下手？

        政府的目的之一即在於組織社會，但是政府並不具有創造出烏托邦一般的理想社會的強大力量，它勢必得按照社會的樣貌進行治理。在資訊時代當中，我們社會的樣貌已經大不如前，若不能從社會的變遷去理解政治，勢必流於形式上的討論，無法從生活經驗中去推敲政治的作用力。

        敬請

教安  

政三B學生  馬紀安  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