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政治作為一項志業」為一篇膾炙人口的演講，許多人將之視為聖旨般看待，認為政治家或當權者的所作所為就該如韋伯所提的那樣運作著，並且將韋伯所提出的要件加以檢視國家的行為。
我認為韋伯所提出的概念大致有以下：首先韋伯將政治先做一項最為廣泛的定義即每一種自主的領導活動，都算是政治。而現今我們所談的政治大多是指一個政治團體〈今天多半只國家〉的領導。在這邊韋伯對何謂國家做了一項最簡單易懂的定義：具有直接的武力。然而此直接的武力不單單只稱擁有武力，國家擁有武力與幫派以及其他武裝團體所擁有的武力不同之處在於國家具有壟斷使用武力的「正當性」即代表國家乃是使用武力的權利的唯一來源。在韋伯清楚的界定現今探討政治的範圍後，韋伯將政治做了更詳盡且易懂的定義：政治就是追求權力的分享、追求對權力的分配有所影響─不論是在國家之間、或是在同一個國家內的各團體之間。
有了對政治的清楚定義後，將政治作為一項志業的政治家們，最主要的目標即是獲得權力感，手中有了權力不論盤據的位置是高是低，接讓政治家感受到影響他人的感覺、控制他人的感覺，而到了這邊讓人不經開始思考什麼要的人才能擁有權力，以及承擔擁有權力時帶來的責任。韋伯認為志業政治家須具備三項重要特質：熱情、責任感、判斷力。最後韋伯也提到政治作為志業應該是「為了」政治而活而非「依賴」政治而活。
在了解韋伯的這些觀點後，我有一項疑問即是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中韋伯的這些觀點仍然具有說服力嗎？韋伯的觀點仍舊適合全球化下的社會環境嗎？
我之所以會有以上的提問是在於當我們拜讀任何的經典演說或者文本時皆必須了解作者的生活背景來幫助我們理解並且與現實加以比較，接著再閱讀鮑曼《全球化─人類的後果》之後我深深的體會到全球化的社會中僅僅存在所謂的全球人與在地人兩個階級，其他所謂的中產階級或工人階級等等不再重要。全球人所具備的能力是前所未見，即高度的「流動性」。流動性帶給全球人最大的好處在於「避免為後果負責任」，一個最簡單明瞭的全球人例子為投資者，投資者擁有龐大的資源可以輕易地決定在哪設廠以及把哪裡的廠房關閉，他並不會被地方所侷限也不必為了關閉廠房付出任何責任，他僅僅需要考慮哪裡可以使其獲益最大化即可，其他關於員工的福利或者失業問題根本不再其考慮也非其責任範圍。
在全球化的時代中這種階級的轉變是已經發生的事實了，在全球化中政治作為一項志業我有兩種想像，第一如果政治家無法擠身全球人行列那這些在地政治家要做的事情勢必是將國家與世界接軌，讓國家能夠進入全球的經濟鏈之中，為了達到此目標，勢必會創造一個讓投資者放心的場域讓資源能夠流入國家，但創造投資者放心的場域時往往可能與當地人所期盼的價值有所衝突，此時政治家該與在地人站著同一陣線對抗全球人還是回過頭來打壓在地人，這將明顯的使在地政治家對於負責的對象以及如何負責產生極大的模糊以及不確定性；如果政治家擠身成為全球人，那麼他將擁有全球化中最令人垂涎的能力：流動性。流動性能避免對任何後果負責，這時還不斷地用責任感檢視政治家顯得有點不合適。
政三B 黃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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