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2日 星期日

《資訊時代:經濟、社會與文化》第一卷〈網絡社會之崛起〉第七章:永恆的邊緣:無時間之時間

1.導論
時間的概念與範疇在傳播技術發展有不同的定義與認知,為了理解在這樣的技術發展脈絡下時間的轉化,作者針對時間與社會之間的變遷關係來討論,其中針對全球金融、工作時間、生命週期、死亡、戰爭及媒體的角度來舉例。

2.內容:

全球賭場(比秒還短的資本交易)
時間成為金融交易市場中的關鍵因素,速度決定了獲利或是損失,有相當比例的金融交易奠基於對未來時間的捕捉來製造價值(如期貨、選擇權)。
-時間在為了貨幣化的目的而被賦予了虛擬價值,資本不僅壓縮了時間且吸收了時間,透過消化其秒鐘、年月而生存。
-電子管理下全球資本市場對時間的操縱與消滅,是新式會滅性經濟危機的根源。(不斷膨脹的估值與投資未來,破壞生產性投資的動機,帶來投機、賭注)

彈性時間企業
-網路化生產的彈性管理系統,依靠的是彈性的時間性、加速/減緩商品週期的能力、設備/人士在時間上的共享、對時間差距的控制等,時間被當成資源來管理,且是一種產品間的差異因素,在此狀態下時間不僅被壓縮還能被處理。(p.487)

工作時間的變化
-工作時間朝向多樣化,而此多樣化的根源來自:勞動市場管制的制度性差異、高階專業者與非技術勞動者間的差異。社會的真正議題並非技術帶來工作時間的縮短,而是工作時間的普遍多樣化,而這樣的多樣化最終是以工作者在管理時間的能力差異衡量。
-工作與技術間的挑戰在於,社會中大部分人口一生的工作時間縮短,有價值的工作間縮短及勞動的加速汰換會造成社會凝聚制度的終結,導致"年齡戰爭"。(p494)

生命週期的模糊化
-從生物-社會的生活原則轉變成社會-生物,由社會的範疇訂定了生命週期,一切的組合都有可能,也都由社會決定,這樣的趨勢導致生命週期概念的生物基礎最終模糊化。其所帶來的是人類的生物時間以及時間節奏的消滅,俗世的生物節奏已被存在的抉擇時刻取代。

否定死亡(追求永恆)
-對於死亡的兩個主要趨勢:盡力預防與奮戰到底,如先進社會對健康風尚的追求、衛生的建議與強制性要求等。
-我們社會的主流趨勢,乃是將死亡從生命中抹除,以表現我們的技術野心。(p.503)

瞬間戰爭
-可為社會所接收的戰爭條件:(p.505)
1.不涉及一般公民,由專業軍隊執行,強制徵招必須留到真正緊急的情況下才能發生
2.戰爭應該短暫,甚至瞬息之間,後果才不會徘徊不去,造成人類與經濟資源的枯竭,衍生正當性問題
3.戰爭應該乾淨俐落,破壞要在合理限度內,且盡量不讓公眾知道,要緊密結合資訊控制、形象塑造與作戰
-戰爭的轉化反而帶來新式的暴力衝突,如恐怖主義。

虛擬時間
-多媒體超文本(hypertext)的無時間性乃是我們文化的關鍵特色,一種既屬永恆又屬瞬間的文化,其永恆來自其來回整個文化表現的序列,瞬間,因為每個安排和序列端視任何既定文化建構所引發的脈絡和意圖而定。(p.511)

3.結論:
什麼是時間?時間乃是事物的先後順序,若沒有事物則沒有時間(p514、515),但在網路社會之下擾亂(改變)了過去社會中事物原有的序列,系統性的混合各種時態,如現象的壓縮、瞬間的發生、序列中的不連續性等,序列的消除創造了未分化的時間,而這形同"永恆"。

4.問題討論:
在這種瞬間時間的發展下,是否還有長期、規律時間的可能?瞬間時間的概念對個人而言實質影響是什麼?

《資訊時代:經濟、社會與文化》第一卷〈網絡社會之崛起〉第六章:流動空間

流動空間


壹、導讀

本章試圖描述資訊時代中,技術、社會、空間彼此互動的複雜狀態,卡斯特假設網絡社會裡,空間組織了時間,新社會的特性,是以知識為基礎,圍繞著網絡而組織,以及部分由流動所構成,資訊化城市並非一種形式,而是一種(動態的)過程,這個過程的特徵是:流動空間的結構性支配。(頁491)
流動空間的支配邏輯更在全球帶來兩種趨勢。


「流動」在資訊時代的意義

卡斯特以兩個空間系統的分析論證新空間組織的邏輯,分別是先進服務業空間系統及新工業空間系統。
為了導論本章,我以圖A輔助介紹兩個空間系統,同學亦可參照卡斯特於頁480圖6-3整理的:資訊技術製造業特徵與其產業空間模式之間的關係系統圖。



這兩個空間系統,皆以資訊流動為基礎,新空間系統的內含邏輯/命令便是「流動」;顯示我們的社會環繞著「流動」而建構起來,流動不僅僅是社會組織裡的一個要素而已,流動是「支配」了我們的經濟、政治與象徵生活之過程的表現。(頁505)
新型都市-巨型城市的分析,是流動的焦點與權力中心所在,則指出流動空間所在的節點核心,既與全球連結但又和地方脫節。


空間是結晶化的時間

根據社會理論觀點,空間是共享時間之社會實踐的物質支持,卡斯特附加指出,任何物質支持都有其象徵意義,空間把同一時間裡並存的實踐攏聚起來,正是這種同時性的物質接合,使得空間相對於社會有意義。(頁505)

流動空間的物質支撐、造成的趨勢
流動空間乃是通過流動而運作的共享時間之社會實踐的物質組織。
流動空間作為資訊社會中支配性過程與功能之支撐的物質形式,卡斯特論道,有三個層次的物質支持構成了流動空間:資訊技術、節點與核心、管理菁英。
資訊技術是現代世界的流動網絡之表現,形成了一種作為基礎設施空間形式。
節點與核心是流動空間的坐落點,不是指稱特定社會文化環境界定與功能特性的地方,前述對全球化城市的分析,便刻劃了節點與核心的特徵。
管理菁英的組織能力則使空間得以接合,卡斯特還指出另一道社會支配的孿生機制:菁英是寰宇主義的,而人民是地域性的。權力與財富的空間投射到全世界,民眾的生活和經驗則根植於地方,根植於他們的文化和歷史之中。社會組織的邏輯越是超越地方的邏輯,那麼全球權力的邏輯就越能脫離國家社會的社會-政治控制。(頁510,此處鋪陳了卡斯特對於地方空間與流動空間緊張關係的關懷)


流動空間的支配邏輯帶來兩種趨勢:
1.菁英形成自己的社會,排他、隔絕的社區,躲藏在地產價格產生的接近障礙之後。這樣的社區,有空間界限及人際網絡的次文化。
2.歷史終結的建築物:營造出一種生活方式與空間形式的(趨同的)設計(無關地域歷史的),以便統合全世界菁英的象徵。



地方空間與流動空間


流動空間並未滲透到網絡社會裡全面的人類經驗。絕多數的人感知到的依然是以地方為基礎的空間,一個在家與世界之間的所在,地方空間的邏輯奠基於地域性的歷史根源、認同。

人民確實依然生活在地方裡,但由於我們社會的功能與權力是在流動空間裡組織,其邏輯的結構性支配根本地改變了地方的意義與動態......結果是兩種空間邏輯之間的結構性精神分離,構成破壞社會溝通渠道的威脅。支配性的趨勢是要邁向網絡化、非歷史的流動空間之前景,意圖是將其邏輯安放在分散的、區隔化的地方裡,讓這些地方之間的關聯逐漸喪失,越來越無法分享文化的符碼。除非兩種空間形式之間刻意建造文化、政治與實質的橋樑,否則我們或許會一頭栽向平行宇宙裡的生活,彼此的時間無法配合,因為這些宇宙被包容進同一個社會超時空的不同向度之中。(頁524)


貳、討論
主張:都市更新案裡此起彼落的抗爭形成近年台灣的一脈社會議題,這正是地方空間邏輯向流動空間邏輯的控訴、對抗,幾乎無可能倚靠在地人而自勝,公民社會的地方邏輯往往只能靠機運,試圖取得政治投機客的贊成,故我認為,檢視都市更新的正當性依據或成效評估,用「土地正義」的口號為訴求,過於無力與過時,應以是否「創造流動空間」為邏輯、策略,對於都市更新案進行監督與批判。

提問:本系若欲發展一組城市治理相關課程,如何協助同學考察全球化的、流動空間的邏輯,以及認識地域的地方空間邏輯?在資訊時代中,政治學的治理知識應站在什麼位置並發揮什麼作用?

2018年4月18日 星期三

《資訊時代:經濟、社會與文化》第一卷〈網絡社會之崛起〉結論

《資訊時代:經濟、社會與文化》第一卷〈網絡社會之崛起〉結論
導讀:
「我認為這個網路化邏輯會導致較高層級的社會決定作用甚至經由網路表現出來的特殊社會利益:流動的權力優先於權力的流動。」

信息時代最重要的角色「網路」的概念到底是什麼?
「網路是一組相互連結的節點,節點是曲線與自己相交之處」
所以什麼是節點呢?金融網路中,股市交易市場是節點、政治網路中,國家、國際組織是節點。簡言之,就是信息沈澱、被運用的停損點
「在一個既定的網路中,流動在兩點之間沒有距離,或有相同距離」
由此可見,信息時代網路的關鍵概念在於「超越空間、壓縮時間」,也因此無群無盡的解構、重構社會文化與社會結構。

信息時代下的資本主義,產生了什麼樣的變化?
人類社會第一次劇烈的重構來自於工業革命醞釀的資本主義,所以可將資本主義視為人類社會變化的原動力,也因此觀察到再次的社會結構改變,應該回頭來檢視信息時代的渲染力,對於資本主義是否有影響。

「管理與生產朝向網路形式的演變,並非意味著資本主義的消亡,在各種不同制度性表現的網路社會中,實在還是資本主義社會」

「金融資本的操作和競爭,必須依賴由信息技術所產生與提供的知識與信息,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信息發展方式兩者之間結合的具體意義」
因此,資本若非全球化,就得變成全球化

那是否有全球性的資本家呢?
找不到,但是有一種整合的全球資本網路,決定了所有資本家的一舉一動。
「有一種沒有面目的集體資本家,由電子網路操縱的金融流動所構成。」

那勞工呢?
「勞工失去集體認同,在能力、工作條件與其利益和計畫上日益個體化,誰是生產者?誰是經理人員?誰是僱用者?……生產系統中都日益模糊了」
勞工由集體化解構成了個體化。

結論
「在這個後設網路與全世界的個人、活動和地域之間創造了無盡的社會距離。並非人民、地域與活動消失了,而是他們的結構性意義消失了,淹沒在後設網路看不見的邏輯之中……
「網路社會的新社會秩序對大部分人來說都越來越像後設的社會失序;換言之,像是自動隨機的事件序列導源於不可控制的市場邏輯、技術、地緣政治秩序或生物決定論」

問題與討論:
1.    所以在網路興盛的信息時代之中,是否真的壓縮了「距離」?或是拉出了新的「距離」定義?

2.    進入了網路興盛的信息時代後,社會的樣態是否宛若回歸了類似霍布斯所提出的「自然狀態」樣貌?

2018年4月15日 星期日

寫給系主任的一封信:在全球化年代讀韋伯『政治作為一項志業』之心得分享

政治系主任您好,作為一位社會系的大四同學,在讀完韋伯的『政治作為一項志業』後有些許的想法希望與您討論。
當代社會中,政治如何作為一項志業?
韋伯的政治作為一項志業演講背景是將近100年前的德國,顯然與當今社會的環境有許多差異,其中改變最巨的無非是在交通與科技發展下帶來的全球化現象,其改變了人類生活的許多型態,帶來資訊、網路的流通及時空的壓縮,這樣的高流動性是百年前的德國無法比擬的,整體社會分割成的全球人與在地人,這樣的差異使得交流與溝通變得困難(即便資訊非常的流通),過去的政治場域也越趨複雜,缺乏理性、價值上的交流空間,退一步來說即便我們擁有公共空間,這樣的空間也只是一種假象,大家純粹各說各話。那如果政治在現今社會中已失去本質意義,那又如何將政治作為一項志業呢?
如何看待現今教育中人文社會學科的處境?
此外,韋伯在此演將中也提及了做為一位政治家應該具備的個人性質,包括了切事的熱情、判斷力以及責任感,同時也必須兼顧心志倫理與責任倫理,即便兩者間有著矛盾性。我認為這樣的特質與素養是需要透過深刻的思辯與入世才有可能擁有的,特別是在全球化的時代下,若無法成為一位全球人,帶著自身的信念與價值,去判斷高流動的資訊,難免就會淪為瞎子摸象的窘境。但現今的台灣教育卻少見這些訓練,說白一點我們所受的教育是為了成為一項商品,販賣自身擁有的某些技能,而人文社會學科所教授的思考、理論並非這社會最需要的,也因此價值低落為人輕視。社會系與政治系同為人文社會學科中的一環,即便對於人才培養的最終目的不同,但都是希望拓展思辨,使學生對於整體社會有著更深的了解與批判,最終有所回饋,若這些價值是不被重視的,又或者不切社會現況,又該如何使學生進到真實社會中去實踐呢?而韋伯所提的志業政治家特質,又如何能被培養呢?
最後,感謝系主任撥冗閱讀,期望能從您身上得到更多見解。
平安
學生李佩儒敬上

真實虛擬的文化 電子溝通的整合、受眾的終結與互動式網絡的出現

《資訊時代:經濟、社會與文化》第一卷 < 網絡社會之崛起 > 第五章 真實虛擬的文化:電子溝通的整合、受眾的終結與互動式網絡的出現。

前言:多媒體系統與電腦網絡系統逐漸融合的社會面向,以及此種融合對溝通過程及文化表現造成的衝擊。通過新溝通系統的強大影響力,社會利益、政府政策與商業策略的中介,一種真實虛擬的文化正在成型。從電視引發溝通的爆炸到互聯網成為信息時代普遍的互動式電腦溝通媒介(從單向溝通到互動式溝通)

在網絡時代,社會—文化模式的特征:

  1. 廣泛存在的社會與文化差異導致使用者與受眾者之間的隔閡
  2. 使用者之間逐漸出現了社會分層化的現象
  3. 所有類型的信息要在一個互動性與選擇性的系統中傳遞。(所有信息都整合在一種共識模式之中)
  4. 多媒體在其領域中以各式各樣的方式體現出多種多樣的文化
媒介與溝通
媒體即信息信息即媒介再轉變為信息即信息」過程

媒介即信息:媒介形態是訊息中的信息,媒介本身的存在改變了人類認知世界、感受世界和以行為影響世界的方式,而媒介傳遞的內容信息與媒介本身對人類社會發展帶來的影響相比是次要的。
信息即媒介:由於媒體的多樣性,以及有可能鎖定特殊觀眾群,可以說在新媒體系統里,信息的特性會塑造媒介的特質。(媒介的信息正在為不同的信息塑造不同的媒介。)
信息即信息:由於在新系統中的存在潛在的內容多樣性,任何集團只要財源充足就可以獲得多媒體科技。

新電子媒介的互動模式及作用
【作者提問】
互聯網會促進新興社群、虛擬社群的發展,還是會導致個人孤立,使得個人與社會分離,並且最終與他們的“現實”世界分開?
線上建立的社群可以成為虛擬社群的成員,發展成為實際的會面、友善的宴會,以及實質的支持,就像是他自己的經驗一樣。虛擬社群不見得一定會和“實質社群”相對立,兩者乃是社群的不同形式,具有特殊的法則和動態,和其他形式的社群互動。(p.443
【作用】
互聯網廣泛的連接性:廣泛使用導致了更多的社會紐帶,它有助於將成千上百弱紐帶的擴張和強度,為住在技術先進世界里的人創造了社會互動的基本層次。
互聯網用途的多樣性:政治、經濟及文化方面的運用多樣。
互聯網系統轉變人類生活的基本向度:時間與空間的消除。

什麼是網絡社會?
網絡社會是由互聯網構成一個虛擬社群,社群提供新的脈絡可以讓人在互聯網年代思索人類認同。將社會交往分為弱紐帶和強紐帶,互聯網有助於將成千上百的弱紐帶聚集在一起,促使具有不同社會特征的人群相互連接,創造社會互動的基本層次。

問題與討論

  1. 怎麼看實名制、資訊自由流通與隱私權的關係?
  2. 在多媒體環境中看似內容選擇多樣化,但實際內容的決定權掌握在政府手中,在這種情況下還有自由可言嗎?

2018年4月10日 星期二

寫給系主任的一封信:在全球化年代讀韋伯「政治作為一項志業」之心得分享

《政治作為一項志業》,是一篇對現今政治非常有影響的論文。韋伯承襲了上世紀啟蒙運動部份思想,並且將歷史事實分析後用以解釋政治現象,鞏固了政治研究的形成。我試著對這篇文章提出幾點問題和想法,像是國家擁有合法使用暴力的壟斷地位、三種從事政治的人、新聞界和黨工對政治的重要性、政治家要有的特質以及心志倫理和責任倫理。
國家有最直接的武力可以支配政治系統和人民,這種武力是正當的壟斷權力,也就是國家說的算,那這種武力算是一種暴力嗎? 我認為是的,因為國家會使用特有的手段去達成它的目標,和黑社會的暴力是不一樣的,雖然是同性質但性能大不同。而同樣是擁有武力的法律條文卻是在國家之下的,因為是先有國家才有法律的,最終法律還是會跟隨著國家的改變而作轉變。尤其是現在的高度社會化的發展國家,社會化雖帶來民主、自由,但這些條件下帶來了新的問題,是在原本的民法範圍內不能解決的,這時就需要做法律增修、刪減或修正的手段了。像是政府為了維護公車族的權益在去年一月決定向在公車候車亭抽菸者開罰,政府也就是國家的代表,因此法律是完全聽命於國家的,所以說為什麼國家有合法使用武力的壟斷地位就是這個原因。 那麼國家是如何有正當性的支配呢,韋伯提到的有三種:傳統型支配、卡理斯瑪及法制型。其中的卡理斯瑪就是屬於魅力型權威,我認為拿破崙就是魅力型領袖其中之一,因為人們被他的神聖和非凡的個人特質所吸引,且運用他的領袖魅力帶領法國人民拿下西班牙、奧地利及俄羅斯。另外,這種統治類型也成為「志業」觀念的根源,意思是終生奉獻於喜愛的事上。
韋伯將政治人物區分為三類,1.)臨時的從政,像是普通人民在投票或發表政治演說時,是屬於偶然參與政治的人。2.)政治當副業,這種就是屬於政客類型的,政治雖然是他們的工作,但不是他們生命首要目標。3.)政治當主業,這種就是政治家,將政治作為一種志業,人生為政治而活或依賴政治而活。我想以政客和政治家作討論,政客雖然是把政治當副業,但當他想更上一層樓時就會變成政治家,原本把政治當生計的他,發現政治對他產生了生命的價值賦予了意義,因而轉換成主業也說不定。相反地,一個政治家經過了時間和眾多的誘惑之下,發現了政治界的險惡,因此心靈不再純正,轉而變成那毫不忌諱利益迴避原則的政客。我們不能確定那個站在舞台上的候選人是個利益純正真正想要為人民或是國家盡一份心意的人,或只是個誇大其詞、矯揉造作地為了討好民眾而亂開支票的人。
每到政黨競選時,候選人除了到市場鞠躬哈腰與選民互動,或者是在大樓上貼上大大的競選海報,最主要能讓選民認識到這個候選人的方法,就是利用傳播媒體。在電視上放上一小段的競選廣告,不僅增加了曝光率更是一個能讓全台灣人民都認識你的機會,遠比一個一個的互動更有效率。除此之外,新聞的報導也是如此,在一個現代民主國家,傳播過程的好壞會影響政策的推行與否。因此可以知道新聞媒體對政治體系是非常具有重要性的。
一個領導人必定要有一群幫他扛轎的人們,沒有支持他的人,他也不能走到領導者的位子。我認為支持者有分兩種,單純被他的個人特質所吸引而追隨的人,或是有利益關係的人,而這個利益關係人就佔據了大多數的支持者。像是定期選舉的政治經營就是由這些利益關係人所經營的,但在這個前提下,候選人應為這個組織、企業或國家做些合乎關係人所需的事情,這個就是領導者和支持者的共生關係。滿足黨工需求,相對的他們就會給予他們選票和支持。但有一種情況經常的發生在這種關係中,那就是當黨工的力量大於領導人時,領導人反過來被支配,變成了魁儡。
對政治家而言,政治不是只是生活,而是志業。當政治家投入政治時就一定要參與權力的爭取。他們就也開始承擔他們的所作所為,實踐他們的目標。那麼志業政治家要以什麼個人特質才不會辜負他的權力以及這個權力帶來的責任? 韋伯認為政治家要符合的特質有三個:熱情、責任感和判斷力。首先,政治家須熱情地去追求某項目標,但是不能過於熱情,否則會太沉溺而無法自拔,使他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次者,政治家需要有為群體帶來幸福的使命,而不是為了自身利益而去做些違背道德的事情。所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像是現任美國總統唐納·川普,任用自家人、不避嫌的行為,我認為這就是不負責任的行為。即使他很有熱誠,但他這個行為會使人民質疑他的領導能力並辜負當初支持他的選民。最後,我們都知道人的一時衝動會造成的後果很失意,更何況是握有權力的政治家,一不小心就掉進虛榮心的陷阱,沉溺於其中,再也爬不上來。心平氣和地用客觀角度去處事,這就是政治家要具有的良好判斷力,以免變成為糜爛的權威者。
韋伯認為一切的行為都是根據倫理取向去做事,而這個倫理取向又分為兩種:心志倫理和責任倫理,這兩種是互相排斥、不能並存的。我認為心志倫理是人們以純潔之心去做認為對的事,無論結果是好還是壞,都認為自己是對的。認為是別人不能接受他們那高尚的想法;認為別人只是庸俗、不理性的凡人,永遠活在自己的世界。有點像是對自己的行為不用負責,因為遇到有人指責,他只要回答:「無惡意。」就可以草草打發他們。而責任倫理是指政治家做可預見後果的是,如果是利益良善但結果不好,他們願意負責。但是責任原則和負責任是兩回事,一個是行事;一個是負責。
看完這篇文章後,我有三點看法。首先,我發現韋伯在一些語句的敘述上帶有宗教色彩。他的政治思想被基督教影響著,可見看待西方政治脈絡也須把基督教思想給納入。次者,就此篇文章來看,韋伯只有對西方的歷史事實、文化做分析和歸納,然後提出看法。如果他能進一步認識東方歷史文化的話,一定能提出更廣闊且完整的看法。最後,我在後段的倫理部分有些不理解,我想原因是我尚未修習完哲學概論,對於西方倫理的概念仍不清楚,而其和我從小所接觸的中國倫理綱常不太一樣,因此我對其敘述感到有點艱澀、難以了解。

2018年4月9日 星期一

給系主任的一封信:在全球化年代讀韋伯「政治作為一種志業」之心得分享

 韋伯在這篇演講中之所以強調“志業”一詞,在於區分無理想無熱情的官僚與擁有政治理想與政治抱負的政治家。
    在說明了國家擁有其控制地區獨一無二的合法暴力權利後,韋伯對西歐從分權的封建制度到近代各國的中央集權的演變進行描述,描繪了在權力集中後,依附於政黨的官僚只是把職位當做獲得的獎勵,冰冷的追求效率,不會去思考信仰人性理念等內容。
    首先,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是全球化剛剛初具雛形的時刻,巨大的全球化浪潮已經不可阻擋,但能在全球範圍內擁有合法暴力權利的“全球政府”還未真正形成。同時,全球化與資訊化兩股浪潮的結合,導致了“大數據”這個原來只出現在科幻小說中的技術開始變成現實,當人群變成一個個類別標籤時,官僚模式追求的效率已經體現出壓倒性的成功。雖然美國大選中“通俄門”事件的調查結果還未出爐,但facebook對於數據被盜用影響選舉的事實已經隱晦的做出了承認,大數據的時代恐怕已經開始了。
    韋伯在向當時現場的聽眾講述以政治為志業的目標時,強調了對於官僚體系的運用,在官僚體系已經不可避免的情況下,利用現狀才是唯一的出路,同全球化與大數據就是這個時代不可避免要利用的手段。到底是像韋伯所說一樣運用技術而不諂媚大眾;還是化身為“物理學家”一樣,研究“氣流”而非單一分子,將人群視為整體去追求冰冷的效率。
    對於本系來說,全球化、資訊化、大數據的時代已經決定了本系未來的發展來到了一個必須做出抉擇的岔路口,是培養韋伯在演講中宣揚的“以政治為志業”的熱情政治人,還是擁抱大數據全球化,培養追求效率官僚政治人。可以確定的是,無論做出何種選擇,都意味著與另一條路徹底決裂。

2018年4月8日 星期日

給系主任的一封信:在全球化年代讀韋伯「政治作為一種志業」之心得分享

系主任你好:

本人在讀過韋伯的政治作為一種志業後,有一些見解渴望與你分享。

本人從四年前來台升讀大學時,有幸接觸到一門名為政治學的課堂。
而正是這門課開啟我對政治系的景仰,又從台灣友人口耳中素聞東吳大學政治系在外之美名。於是隔年從別校轉系同時轉學來到東吳大學就讀政治系。但當我開始融入本系中時,我發現了不少同學對於未來就業的擔憂以及對課程內容的不解。
我想這是由於政治系作為一種學術研究,在專業領域上並不如其他專科訓練所致。不禁讓我思考政治系課程的設計是否太著重文本理論而不談現實專業層面。尤其在這個全球化的環境下,各地人才因空間壓縮流入,競爭較過去為激烈,為了有更多籌碼與他人競爭𥚃,我們似乎必順具有更多的專業。

然而韋伯則提醒我們在政治家而言,熱情、責任感與判斷力這三特質比起我們的政治學專業本身更為來得重要。
我認為即使在現今社會中,仍然是政治家最重要的三個特質。
若然政治家只有為某種踏實的理想獻身的熱情時,僅為一種浪漫主義者。
因此政治家需要「利用熱情來追求某項踏實的理想之同時,引對這目標的責任作為自己行為的最終指標,而這需要具備政治家最重要的特質:判斷力。」
韋伯提醒我們政治作為一種真實的互動,不應像某些「依賴」政治而活的政治家般,對政治無絲毫的熱情,僅以政治為生計之來源,亦不應只有單純的熱情,因為沒有自我剋制的熱情在政治作為上必然註定為無能。

總結而言,政治系的課程設計應是將學生培訓成以政治為志業的政治家。然而現今的政治環境中,大部份的政治家都不是以政治系出生的,而在我們的技術專長受制之下,無法與其他技術科系競爭時,我們可以如何「為了」政治而活呢?

寫給系主任的一封信:在全球化年代讀韋伯『政治作為一項志業』之心得分享


      主任您好!
      近日讀偉伯《政治作為一項志業》與鮑曼《全球化——人類的後果》二書,頗有收獲,在此欲與您分享。
      偉伯的著作所根基的現實世界之樣貌雖然與現在已大不相同,然而卻點出作為政治學研究者或是一名政治家所必須理解最根基的概念。在此略舉兩者為例:一是國家與暴力密不可分的關係,因為國家壟斷一切武力,社會秩序才得以維持。二是從事政治者乃是在競逐權力並且實踐其價值觀。
      就此兩點,晚學認為在政治學的教育上,不可或缺的是對於國家以武力為基礎的認識,不論是民主政體、威權政體,若是對內無法壟斷武力,則無法保障秩序;若是不具有獨立、強大的軍事能力,對外則處處碰壁,如同台灣目前之處境一般,夾在中美兩強之間動彈不得。之所以認為這是重要的,是因為時常觀察到社會上有時一昧地反對暴力,仿佛國家暴力與社會新聞中之暴力行為一樣不道德、不可取,殊不知兩者完全不可相提並論。國家作為政治學研究之重要概念,必須理解其與暴力之間的關係。關於價值的實踐,則提醒了價值問題是政治學各個領域皆無法脫離的,除了實然面的分析之外,最終仍須面對是非對錯的價值判準、應該如何選擇的問題,才可使政治學有機會成為一門解決問題的學科。
      而在鮑曼的著作中,晚學認為最重要的莫過於公共場域在全球化時代的轉變,當公民議論公共事務的空間逐漸轉移到社群網路,面對面的討論政治不復可見,更遑論一場精彩而有號召力的演說,身處如此環境的公民在政治上的能動性被大幅剝奪,但是這種虛擬化的生活又仿佛不可逆,而是隨著科技發展逐漸包含我們的一切。
      身處在一個全然不同於政治學典籍的世界之中,該如何用政治學的眼光認識世界?又該如何發掘值得討論的問題?如何應對?將是修習政治學的我們面臨的新問題。
  
      敬請
教安  

政三B學生  馬紀安  敬上


寫給系主任的一封信:在全球化年代讀韋伯『政治作為一項志業』之心得分享

  1. 作為政治系大四生,在三年多的政治學教育中,筆者已多次在課堂上與各教授及同學相談何謂政治、何謂正義,甚至討論何謂平等、何謂自由,然而在未能如實認識人的處境之前討論價值,便如同人在洞穴中看見火光陰影便以為認識了真實,在這樣處境之下的所有討論便如同閉門造車。故而,在全球化時代中閱讀韋伯《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筆者認為首先須釐清的問題應為—在當今現實中,以政治作為一種志業是否又如何可能?
  2. 筆者認為,在討論「政治作為一種志業」是否可能的問題之前,必須先認識該前提,即全球化時代中「政治」是否可能。在韋伯的論述下,政治發生在終極世界觀的衝突之中,而在各種世界觀之間,最終只有選擇可言。由其所述,政治離不開善惡的沙場,該場域提供戰士們為該選擇而奮戰,戰爭倖存者得以其好惡煽動他人,並試圖在國家發揮其影響力。
  3. 然而,全球化時代開展後,價值戰場的條件已然變更。首先,時/空壓縮後,具有流動性的在外地主,其權力與義務得以無條件的分離,而固守一地者則被拋棄,如此的分裂隔離使政治所需的「公共」(The public) 場域遭消彌,交流、理解的可能大幅降低,平行時空的距離則日益擴大。此外,全球化之後,人已被依流動能力的不同與消費能力的差異,劃分為全球人與地方人,亦或是旅遊者與流浪者,新階層化的社會所帶來的差異形成了兩極化的文化/心理,該分裂的產生使眾人的共同性更加斷裂,不同的感觀與世界觀缺乏交集的可能。最後,在空間的單一性中,公民的距離可使難題迎面而解,使選擇毫無必要,善惡無可能,消費者社會最終將取代公共社會。
  4. 若當今的環境條件已與韋伯所提出的政治場域相去甚遠,政治是否可能?筆者以為,當全球化所帶來的轉變已消弭了政治場域所需具備的必要條件,政治難以可能,因無交流的空間,亦無理解的可能,眾生喧嘩在全球化時代下將淪為無意義的吵雜。於此以全球化的催化劑—網路為例,因其普及性及便利性,網路平台常被看作是不同言論的交集場合,然而若進一步探究其是否具有「公共性」及「價值交流」的可能,則可知無法面對面交談的網路平台並未能予人真正感知、理解和認識另一性的機會。此外,網路即時、匿名、片段的討論模式更使得人的思考能力急速下滑,而廣大無界的網路空間,也因納入了來自各異階級、文化、背景的人,而變得難以有共同的討論基礎,相反地,更可能因分裂的差異與不同的感知程度而使得各異價值相去更遠,進而在網路世界中築起高牆,阻攔公共、隔絕交流。
  5. 若政治在全球時代難以有進行的可能我們又該如何面對以政治作為一種志業在當代的窘迫困境呢?韋伯在論及政治作為一種志業所應具備的特質之時,也同時體現了該項志業的艱難。韋伯認為,或又該說是期待,政治是一種「併施熱情和判斷力,去出勁而緩慢地穿透硬木板的工作」,並要能兼顧心志倫理與責任倫理的矛盾,及承受與善惡因果矛盾的結果而能屹立不潰。這項論述雖如期許,卻不全然屬於對政治應然的盼望,其強調了以政治作為志業者在面對政治時應保有的現實意識與成熟,而筆者認為,若將韋伯所論及的此些條件置於全球化時代,嘗試使「以政治作為志業」成為可能,便不得不先使政治成為可能,亦即對眼前既定的生活方式提出質疑,並要能選擇或創造「善」,以之開啟政治的戰場。筆者以為,唯有該項前提—終極世界觀的衝突出現,政治才有施展的可能,而以政治作為志業者也方能有併使熱情、責任與判斷力的標的。

寫給系主任的一封信:在全球化年代讀韋伯『政治作為一項志業』之心得分享

系主任您好:
  韋伯在將近100年前發表了『政治作為一項志業』演講,講述了成為政治人應有的素質與概念(可能是理想),至少至今的政治中沒有人敢自稱或稱任何人有符合韋伯口中的政治人,擁有切事的熱情、責任感與判斷力。而在全球化的時代,作為政治人所需要擁有的能力勢必比100年前韋伯所提及的多,亦或是說在培養新一代的政治人時,是否能順應著時代推進,而給予學子當代政治人所應具備的能力?
  而即使是在全球化時代中,切事的熱情、責任感與判斷力是否不再那麼重要?我的觀察是否定的,在讀過微薄的演講後,我認為韋伯所提出的要素是只要『政治』還存在的一天,那麼政治人們就應該要有這些要素。不論時代演變或是否有人能擁有這些能力。那麼至今的政治教學有辦法培養出符合當代的政治人(除有切事的熱情、責任感與判斷力,仍能順應時代演變而有所變化)嗎?我認為這個答案也是否定的,本人就自己觀察的政治教學偏向在教人怎麼在政治中活下去,而不是為了培育出優秀的政治人,若政治教學無法使將政治作為一項志業的初學者培育成為一位優秀的政治人,只是讓人們有能力抱著『政治』這條大腿吃飯,大學的政治教育也變得如補習班一樣,這樣子大學中的政治教育是否還有意義?

寫給系主任的一封信:在全球化年代讀韋伯「政治作為一項志業」之心得分享

系主任您好,

我欲一些閱讀完韋伯「政治作為一項志業」的見解。

活在這個世代與一百年前的韋伯所生存的世界,已經大相逕庭,恐怕有許多看法已不適用於現代。然而,其中仍有些事物能像畢達哥拉斯的定理流傳至今。

政治,作為一項志業。韋伯所提出的政治家所需的三項特質,熱情,判斷力,責任。
但這也是每個人現代社會生存必備的特質,或著是向上攀爬的器具之一,更正確地說,這些特質也是成為政治家後才需考慮的問題。

大學生無法避免要跟他人競爭的未來,或著說是全球的年輕人。而僅有各類學說與各家看法的政治系學生,也早已弱人一截。全球化的世界,讓資訊與交通的更為發達,科技的更迭速度超乎想像,新技術的出現,進而導致大學系所的科目也一同變化。當電腦戰勝了人類的圍棋之後,與其相關技術的科目如雨後春筍般地在全世界的大學科系擴散開來,就在我們討論過去各種現象的歸納與名詞的同時。

我們無法期盼這個國家哪天忽然突變成文理並重的氛圍,也無法一群人聚在一起自我哀嘆時代的現象。
政治系該如何調整,才能在這個講求個人專長與技術的世代生存?就算是三項特質具備的政治系學生,擁有著某種務實理想,恐怕在現今只會被埋沒。我認為需要大步邁進,在這個要求比其他人都快一步的社會,培養出與未來接軌的學生,或許是可以考慮的。

寫給系主任的一封信:在全球化年代讀韋伯『政治作為一項志業』之心得分享


系主任您好:

    依稀記得正式初為政治系學生的第一周,那幾句對於何謂政治朗朗上口的名詞解釋,不忘是「政治就是管理眾人之事」、「政治是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甚至還有「生活就是政治」........等等五花八門的製式定義與解釋。然而,在接受了三年政治系的洗禮後,卻仍對於「什麼是政治?」這個問題感到無所適從及在邁入第四年的洗禮之際,藉由教育與政治一課讀完韋伯『政治作為一項志業』的提醒後,發覺,政治系學科的教養似乎忘了教導我們如何去認清「自身」與政治的關係,而僅是不斷地宣揚於學生政治與眾生之事的關係。

    這似乎有些本末導致,就好比根據韋柏對於政治的界定是追求權力的分享、追求對權力的分配有所影響的一份子。然而,在面臨當今社會一聽到政治就為恐避之不及的「反政治」、「反權力」的事實環境中,政治學系的教養無視這些關於政治的弊病,卻彷彿仍教育政治系學生要「去政治式的」成為政治人置身於政治中?再舉一個例子,在全球化下,傳統的民族國家已經不可抵擋地、漸漸地整合成一種新型態的區域國家,在此全球圖景的區域國家中,傳統的國家疆界被泯除、法律體系也試圖進行整合,對於這樣子突變的國家,政治學看待國家的組成卻依舊停留在傳統時期,是不是也是一種使得政治學脫離我們現代政治生活、使我們認識完了「政治學」一學科後仍然對於何謂政治感到無所適從的原因?

    綜上所述的我們要如何面對政治之所在?如何投入政治生活?投入政治生活就像操控著一具具有強大又不可測力量的魔神魁儡,如果不具備韋伯所認為的三項基本特質:熱情、責任感、判斷力。那麼,無法整合心智倫理與責任倫理的政治系學生是否終將反而成為魔神的魁儡?因為對於政治的認識總是對外性的、看不清投入政治生活所須承載和負荷的責任以及將會置身的政治生活會是什麼?因此,在這邊想向系主任請益的第一項疑問是:「您認為政治系給我們的教育與土壤真的足以使我們養成為具備完好能力的政治人嗎?

    第二點想向系主任請益的是,您所希望帶領的政治系一個是培養出「以政治作為志業」還是「以政治作為職業」的教育殿堂?個人認為不論是選擇將政治作為志業或職業,其兩者間沒有所謂的優劣(又或者學生沒有意識去選擇,因而能透過四年的政治系陶養被養成為其中的一種)。然而,由於終極目標不同:政治領袖是要做到對自己負責任 ; 而行政官吏則是對倫理紀律、上級負責等等。

    那麼,除了認識自身與政治之關係的重要核心外,適合以政治作為志業和以政治作為職業的學生,在大學四年裡所需要的必修課程是不是應當有不同的課程設計,才能真正幫助學生探詢信念與價值對於政治行動的意義?



以上,謝謝您撥冗閱讀。
敬祝平安順心

                                                                                                                                                學生 吳囿萱上

給系主任的一封信:在全球化年代讀韋伯「政治作為一種志業」之心得分享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系主任:
您好,我是目前就讀於三年級的學生,劉千萍。
初讀韋伯<政治作為一項志業>是我大一的時候,當時最被韋伯吸引的敘述,是他提及:以政治為志業者應具備之重要特質乃切世的熱情、責任感、判斷力,令我以身為一個政治學系學生感到振奮,並期待未來四年接受的政治教育,能堅韌自身以政治為志業的能力,然而,如今我想回應自己當初那過於淺薄、且與三年來的經驗事實大相徑庭的憧憬,故特此來信給系主任,希冀與您討論關於本學系提供的政治教育,以及本學系的招生困境
大三再讀韋伯<政治作為一項志業>,他從其所處時代的政治權力運作模式變遷,描繪「政治是一種並施熱情和判斷力,去出勁而緩慢地穿透硬木板的工作」,並預告以政治為志業者的艱困前景,論及這篇1919年的作品,並不是用來催眠政治學系學生,從事政治工作是有相應高尚的精神與特質,而是因為它帶給我兩個探問,一是當代的政治在哪裡,二是就讀政治學系能成就什麼?
韋伯指出一連串政治的所在,必是圍繞著權力競逐、以武力為手段並採取責任倫理的行動,並且政治是涉及終極世界觀的對立的,當全球化效應重新鍛造了當代人類的境況,若要考察政治的所在,當今權力鬥爭的中心也超越了《政治作為一項志業》考察的題材,如果現代化後的全球化效應擺置於政治學核心,過去從估希臘哲人開始的經典都將褪一層光彩,因為正如鮑曼所觀察的,時空壓縮的當代,新的階級分層和階級對立產生,人類對於生存目的的定義也出現革命性的改變—當代社會已成為一個消費者社會(這意味著社會塑造成員的方法和它所提出的並讓成員們遵守的標準,與消費者這種角色的義務合一),政治的對立場面,怕是已從終極信仰的對立,轉變成全球自由移動資本的階級對立,在探問當代的政治所在時,全球化帶給人類的後果是政治學作為一門學科不可忽視的政治真實。
伴隨著這個探問,我擔憂本系的政治學是否遠遠脫離當代政治,本系提供的政治教育與政治的關係似乎存在危機。
本系學生固然不會人人都捲入政治行動之中從事政治,但主修政治學這門學科,我們不可能避開尋覓政治、認識政治,因為這門學科是圍繞著政治的所在進行觀察、置疑、研究、實踐,故政治教育應當也是圍繞著政治的所在進行,然而,這卻是本系學生最弱勢、最害怕面臨的場域。
面向學術研究,在認識政治學經典學說之後,我們期待教授能向我們展示當代政治題材並展演如何料理題材,現實經驗中,我們花費最多時間的練習卻多圍繞在競賽背誦學說以及練習上台報告,上述兩種訓練並非毫無價值但卻無助本學系考察政治,於是,當我們欲面向政治,甚至比街頭巷弄議論政事的鄉人來的荒誕、不接近真實,政治學系的價值顯得黯然失色。
第二個探問關於「就讀政治學系能成就什麼?」,我認為這個問題將觸及的是本學系的招生困境,顯示著大學學系在當代被定義的功能屬性已超出追求學術。
近年來,每逢大學考招放榜,最熱門的網路搜尋之一便是「各科系求職地圖與相應的薪資」,不知從何時起,選擇就讀科系便與職業探索密不可分,此一現象也正是消費者社會正發揮作用,在它之中的人們對於人生規劃的意義存在著一套消費者思維,在消費者社會中,一個學科或行業的價值,乃是以「它的成員未來是否會是一個有力的消費者」作為衡量,因此「從本系畢業,會使我在消費者社會中增值嗎?」成了選擇政治學系之學生的心頭掛念之一,在這樣的思維下,沒有相關專業證照支撐的政治學變成了弱勢者,更危言聳聽的說法是:當代政治學系在被某種政治現象消滅。
請問系主任,招生景況年年慘淡的本系該採取怎樣的策略直面這個危機?置身於本學系的固定成員―教職員們,是否察覺消費者社會鍛造出的思維?而本學系除了是一個學術追求的單位,更是消費市場的商品供應者,面對的是一場競爭「誰能培育更具有全球自由移動資本的人才」的市場。

感謝您撥冗閱讀!
祝 順心
學生劉千萍 敬上


寫給系主任的一封信:在全球化年代讀韋伯『政治作為一項志業』之心得分享

系主任您好!
在讀韋伯『政治作為一項志業』后,想與您討論幾個問題。

作为对人之生命的一种建构方式,作为人之生活的一种创造方式,在全球化的视野中重新理解和解释人类社会的生存境况及其时代特征,并进而理解人和社会、人和世界的关系以及采取相应对策是当代政治教育的使命。政治教育需要担负起面向全球和植根本土的双重抗争,进而在这种抗争中谱写当代政治教育的“现代性”话语。因此,在全球化视野中談論政治教育具有重要意義。

在讀韋伯『政治作為一項志業』時,想起曾經看到Amy Gutmann在『democratic education』里提到了關於社會再複製和有意識的社會複製的問題。其中社會再複製指教育只是將社會階級鞏固重複,而下一代無法逃離上一代所處身的階級;而有意識的社會複製則是,培養社會成員有能力參與和創造彼此共享的社會,而政治參與的能力和參與政治正是與此密切相關。
因此我認為的政治教育應是培養一種政治素養為主的行為,以進行有意識的社會複製。而現如今的教育方式似乎更偏向於對政治的灌輸,從培養有能力去回應將來一些社會問題的人的角度出發,好像看起來也有些力不從心。

韋伯在書中提到關於「行動與未來是否對應?」問題,並且在之後的結論當中說「政治行動的最終結果往往和原先的意圖處在一種完全不配當的關係中。」看到這裡會有些難過,當我們在得知行動與未來並不(很難)對應時,要怎樣站在一個高度去做出選擇?我們身處在一個全球化的年代,在面對政治教育時,除了要讓學生了解各類政治知識、制度事實以外,是否有引導學生明天當最終結果與原先意圖處在一個完全不配當的關係中時,要如何以作為志業的態度去面對政治;如何保持對政治的高度熱情並且具有理性的判斷力以及相對應的責任感?

而鮑曼在描繪全球化時,提到擁有「全球流動權」才能被提升到階層化分的首位。而現如今的授課方式會帶給同學什麼樣的知識儲備去獲取所謂的「全球流動權」。在全球化年代追求培養能把政治作為志業的政治家是否與追求培養獲得「全球流動權」的政治家有所衝突?

以上是對于韋伯『政治作為一項志業』的一些想法。很高興可以與您分享!
學生曹瑞珂 敬上

給系主任的一封信:在全球化年代讀韋伯「政治作為一種志業」之心得分享


  1. 系主任好,在讀完韋伯的政治作為一種志業演講集,一邊抑制內心的失望感一邊熱血澎湃地寫下這封信,希望能提供讀後感及直至目前在本系近三年來的紀錄。
  2. 首先,除了政治作為一項志業,我想先探討學術作為一項志業在本系課堂中,是否有先當作政治系的學生一項最基本又最必要的訓練?或是,我們是否有賦予學生此種意識,以適當的方式呈現學術問題,而使一個未曾學而能學的心靈,對這些問題有所了解並且對這些問題做獨立的思考。若在政治系的殿堂裡,我們都無法讓學生能有從事此類重視生產的學術工作之召喚,甚至無法說服學生從事實際上永無止境且不可能有止境的不斷產出又不斷被超越的工作,無論是以「志業」或為之的「意義」,在受教育的這個人生階段中,學問的使命是什麼?以及它的價值又在哪裡?我們努力從事學問,不就是為了一個理由,即為思考以在日常中的政治做為依歸嗎?
  3. 可惜的是,本系還有另一個令人為難的情況,就是將政治立場灌輸給學生,而這偏是最不必要且又最欺騙學生如何以正確的方式去認識政治的做法。「用自己個人的政治見解來影響學生,而不是利用這種情境、本著自己的職責,讓聽課的同學從自己的知識和學術經驗中得益,我認為是不負責任的。」無論什麼時候,失去事實的瞬間即在於引進了個人的價值判斷。我相信教授們具有智識上的能力去看得清楚、聽得清楚,但教授們是否有能力回答價值及其內容、以及人在政治共同體中應該如何行動的問題,這個答案,我想你我皆了然於心。
  4. 在課堂中或許我們無言以對關於「是否值得」的一切討論,如學問是否值得成為一個人的志業、或者學問本身是否值得作為一項使命的召喚,但至少作為原則性的、且預設性的階段任務,我們是有機會可以幫助一個人讓他對自己的行為所涵有的終極意義提供一個交待、為自己的價值(觀)問題有所交待;或至少我們能夠協助其喚醒他的claritythe ability to think clearly and not be confused),使之能夠以頭腦健全、心思清澈的方式再喚起他的作為人最重要的職責、也是我認為最重要的職責,就是責任感,而這對個人而言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何況對於團體、對於社會。
  5. 以政治作為一項志業在現今全球化年代是否已是遑論,我不敢斷言,但或許也是因著這樣的世代,更應成為政治系的學生的期許也不一定。針對韋伯給予我們的三個提醒:熱情、責任感、判斷力,有以下幾點想分享。
  6. 熱情,凡事不能讓人懷著熱情去從事的事,就人作為人來說,都是不值得的事;但以政治做為志業的政治人,是不會依憑著一時衝動或是鼓譟眾人的那股躁氣去行為的。我們要自身代謝無法因著行動而消逝的滿心熱血,因為這個時代無論為之或不為之,似乎都看不見改變的契機,這個心態用更白話一點就是我們一邊失望的同時依然要懷抱希望、我們被教育這世界是愚蠢的但我們又被教育要去摘這個世界掉下來的果子。要懷有這樣的熱情,除了要絕對為著這個政治共同體完全燃燒自己到一丁點也不剩,全然獻上之外我想不出其他可能。
  7. 第二個是責任,責任感,負責任,這三個始終搞不清楚卻又朗朗上口作為讓自己體面的字,那就來說個總和吧。負責任是無論結果如何,好的或不好的、作為的或不作為的,都要承擔你無論結果的作為與不作為的後果。雖不能說這是對何謂負責的正確認識,但至少我不會因此而鼓舞更多的人去從事政務官的養成,更正確的說,並不鼓勵我們的同儕在未來成為官僚體系的一部分。然而諷刺的一點還有我們的學歷卻又剛好是輸入官僚體系中一項不可或缺的要素,就像入場券販賣機一樣,在沒有適切認識何謂政治的前提下踏進了以眾人之事為己任的場域;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我們始終無法跳脫收入、成本與利潤之間的取捨,我們無時無刻都在追求利益極大化,這樣的想法連帶影響公共方面的價值選擇。不過我們要認知到的是,無論我們為之不為之皆是牽一髮而動全身,不可能因著類等於代價的表面賠償就算負責。周全考慮,不只是針對好處及壞處做評價和取捨,更是針對這個政治共同體的每一個階層、每一個人的未來作出決斷。因此我仍是想不出負責任這個動詞的真正能夠負起責任的主詞為何。
  8. 判斷力,即為如何評估眼下該採取什麼行動、有哪些行動是選項,但又不能涉入其中,因為引進了個人的價值判斷就會失準。但這個世代又有一個難得一見的現象,即為我們不一定會相信別人但卻會相信自己。我們不一定相信某個人能夠帶來實質改變,卻相信自己非凡卓越能夠拯救萬國萬民;懷抱雄心壯志踏入場域的同時已經全盤盡輸。這個場域充斥著資本的臭氣,與金錢掛勾的任何判斷都已經不是為著眾人所做的決斷,純然以政治作為志業的政治人已不復存在,至少,不容許存在或因無法生存而不復存在。
  9. 總上,以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政治人,若認為只是因自身處於憂國憂民的狀態,或將這種情懷投射為修身的一部分,而無法在實際能運用力量的場域中付諸實現,又何能以政治人自居?我們所缺乏的現實感,即使在全球化年代都不見得更能幫助我們貼近現實,但又不是感覺不到政治的現實作用在我們身上的那股力量。或許更切中要害的疑問是,在這個全球化年代我們是否具有代謝無能的能力;再回歸到上述的提問,我們是否把思考以在日常中的政治做為依歸?能否保有韋伯的三項提醒並進而喚醒我們內心的清醒及責任的實踐。
  10. 作為政治系的學生,我們之於學術、之於政治、學術之於政治,其中關係之密切到不容忽視,更影響了我們是否能夠將政治作為志業的形成條件。我們需要的政治學教育不是名詞解釋或流派之間的意識之爭,而是要有能力回答價值及其內容、以及人在政治共同體中應該如何行動的問題。



謝謝系主任撥冗看完這封信,也期盼能與主任有更多的交流與請益。



                                                                                   學生 張鳳鈴 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