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時代：經濟、社會與文化》，第二卷，〈認同的力量〉第六章：信息化政治與民主危機

壹、導讀

導論 

由於傳統政治體系危機匯聚的效果以及新媒體戲劇性的普及化，政治溝通與信息遂根本地被媒體空間所掌握。這個被媒體支配的政治空間並非被媒體所決定；而是一個開放的社會與政治過程。這個在媒體空間被電子媒體的邏輯與組織所掌握的政治框架過程，它不僅衝擊選舉，也衝擊政治組織、決策與治理，最終修改了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本質。同時，由於現存政治體系仍奠基於工業年代的組織形式與政治策略，於是在政治上就變得過時，它所依賴的信息流動也使它不再具有自主性，這就是信息時代的民主危機的基本來源。(p.360)

一、信息化時代作為政治空間的媒體

誰是媒體？其政治自主性來源為何？它如何形塑政治？

• 誰是媒體：在民主社會中，主流媒體，基本上就是企業群體
• 企業利益的媒體自主性：廣告—收視率—可信度
• 媒體如何形塑政治：不在媒體上積極亮相，政治提案或候選人便沒有一絲機會可得到廣泛的支持媒體不是所有的政治，但所有的政治必須通過媒體影響決策。如此一來，政治被根本地形塑，在其內涵、組織、過程與領導權上，被媒體系統的內在邏輯（特別是新的電子媒體）所形塑（p.366）

例證—作秀政治與政治行銷：美國模型

• 媒體邏輯所框架的政治
• 投在電視的政治支出急遽攀高
• 政治顧問對政治候選人所建議的政治炒作（political spinning）已成為政治選戰的基本要素，同時也是政府決策得到支持或反對的基本要素
• 電視政治效果
• Gitlin：新聞關切事件，而非其背後的條件；關心個人，而非群體；關心衝突，而非共識；關心能夠將『情節加溫』的事實，而非解釋故事的事實。
• 政治新聞報導額外的、有力的框架是事件的個人化，對戲的演員是政治人物，而非政治→人格問題成為政治議程的最前線，正如信差成為信息一樣

例證—歐洲政治正在「美國化」？

• 歐洲政治與美國的同樣特性：簡化訊息，以專業廣告與民調作為政治工具，洩漏破壞性的信息以作為政治武器，以意象塑造與炒作控制作為獲取權力與維繫權力的基本機制
• 政治在大部分歐洲民主國家已被類似過程所支配：20世紀90年代的其他歐洲國家的比較分析，描述了一個媒體主宰信息傳播其複雜且正轉變中的情況，與此同時，政黨卻沒有準備，財力不足同時又被嚴格管制，因而難以適應新的技術環境。結果似乎是，一方面，相對於媒體，政黨多半在國家的支持下保持自主性；另一方面，由於限制政黨對於媒體的可及性，人們越來越從政治體系之外的來源形成他們的政治意見，因此加深了政黨與市民之間的距離（p.379）

例證—玻利維亞的選舉民粹主義：〝男夥伴〞巴林科與潔卡烏魯的來臨

• 將媒體與地方制度連結：為了抵抗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全球化，男夥伴巴林科基於玻利維亞本身的資源以及人民的共產精神，提出（雖然以相當含糊的字眼）「本土發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的模型。因此，祖國覺醒黨的影響並非只是媒體操弄：它的主題指涉了拉巴茲民眾的真實痛苦，它的語言直接與拉巴茲和艾爾阿突的大眾階層的文化及地方認同溝通（就這點而言，其運動大半保有地方性，某些分析家稱為「都會共同體」metropolitan ayllu）(p.383)
• 非正式政治（informal politics）的出現系伴隨著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ics）而來：極端個人化的領導；二元分化的信息簡化；善與惡；在公共與個人生活的形塑中，道德與宗教判斷的優越性；在動員與政治決定中，電子廣播語言、訊息與符號的必然重要性；民眾情緒善變，而在失控的感受世界中迷失。

二、行動中的信息化政治：醜聞政治學

為何貪污會在20世紀90年代嚴重影響政治系統與政治行動者？

• 政治競爭，以及試圖影響政治光譜中的主要選民的競爭，已經降低了政黨以及聯盟之間的意識形態對比在確保了他們的死忠支持者後，剩下就是盡可能的瓢竊對手的主要訴求與立場。於是帶來的結果是政治位置的模糊以及市民更注意於政黨與候選人的可信任度，而不是對議題的專業程度。政治的人格化也將注意力集中在領導者及其特質上，因此開啟了以攻擊人格品質贏得選票的方式。

醜聞政治是信息化政治下為了鬥爭與競爭而選擇的武器

• 論證：政治被媒體空間所包圍。媒體的全球觸角與網絡，使得他們得以逃脫嚴格的政治控制；媒體的調查報導能力，以及他們相對於政治權力的相對自主性，使得他們大抵成為社會上的信息與意見的主要來源。政黨或是候選人必須進入媒體或是借助媒體才能夠接觸到社會。媒體不是所謂的第四權，而是他們進行權力鬥爭的基地。(p.390)

在醜聞政治中，如在網絡社會的其他領域，流動之權超越了權力之流

三、民主危機

民族國家合法性危機：它被媒體領域所俘虜，被簡化為個人的領導權，並倚賴於技術上的複雜操弄，被推向不法的金援，被醜聞政治推著走並越來越接近醜聞政治，政治系統已失去其訴求吸引力及可信度，同時，對所有的現實目的而言，它是一個不再具有共眾信心而僅剩官僚的殘餘物。(p.397)

導致結果：

• 這些發展的結果是，一般而言，我們看到的並不是人們從政治場景中退出，卻是政治系統被象徵政治、單一議題動員、地方主義、公投政治，以及最重要的，對個人化領導的特別支持等所穿透的景象。隨著政黨的遠離，這是救世主時代（time of saviors）。這導致了系統性的不可預測性；或者，它可能走入煽情的火焰，而使政治制度分裂，危及世界穩定，或對理性展開新的攻擊 (p.403)
• 但正如網絡社會的政治代議的適當機制，民主操演的新的制度性的、文化的及技術的條件，已使既存政黨系統與現行競爭政治體制變成空殼。人們知道，也感覺得到這些。但他們也知道，在他們集體記憶中，避免獨裁者佔據消失中的民主政治空間，是多麼的重要。市民們仍是市民，然而他們不確定自己屬於什麼樣的城市及誰的城市。(p.404)

四、重建民主？

Castell 評論民主制度重建路徑

• 地方政府再造：當區域與地方政府彼此合作、並且將觸角延伸到鄰里分權與市民參與時尤其如此。當電子工具備用再擴大市民的參與與商議時，新技術有助於強化地方政府中的參與。地方自我管理的經驗，顯示了有可能重建地方代議的連結，以分擔經濟全球化與政治不可預期性的挑戰。(p.405)
• 電子通訊提供了強化市民之間的政治參與水平溝通的機會：線上信息通路與計算機媒體通訊繞過媒體的控制，提供了在自主性的、電子的論壇上的互動與辯論的可能性。(p.405)
• 環繞著「非政治」因素的政治動員發展：他們使人們心中與生活中對公共事務的關注重獲正當性

貳、評論與討論

• Castell 在本章充分彰顯了其對現有網絡社會分化狀態的關懷，並提出了三項民主制度重建路徑，然而這三項建議與觀察皆排除了「國家」的介入，而著重於區域和區域、個人和個人之間的連結，筆者質疑，如此的制度是否仍是民主制度？抑或在網絡時代中，認識民主的條件已必須變更，不再需將「國家」加入討論範圍？ 若是如此，我們該如何重新認識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