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時代：經濟、社會與文化》，第二卷，〈認同的力量〉，第三章

倘若用文化價值以及社會制度有沒有受到衝擊來評估整體的社會運動，那麼過去將近快25年的環境運動已經在人類經歷的歷史上得到一個顯著的地位。過去近20年來人們的期望使的政黨必須在自己的政策上加以綠化以至於求的選票，環境主義者最後的目標是拯救地球，或亦是達到一個目標---拯救人類(p127)

第一節.

以環境主義為題而組織起來的集體行動，政治及多樣論述性足以對這項運動的概念構成挑戰，正是理論上與實踐上的雜音這樣的雜音構成了環境運動作為具有分散式多重形式以網路為主的顛覆性社會運動

然而，作者在文中給予了一種區別來區對於運動進行分析，是關於環境主義與生態學上的不同，反對盛行的結構性與制度性而且要矯正人類以及自然環境之間摧毀性關係形式的各種行動稱之為環境主義，而生態學則不然，他是一組希望透過演化動態來平衡生態。

作者在文章裡區分了環境運動的五個重要類型，是根據定義社會運動的三個特徵認同對立面加以界定

如:

(1)對自然充滿愛好的自然地保存(像是山脈學社)他們追求的是野生的價值，對立面是未加控制的開發者即沒反應的官僚體系，這些運動者無視公眾的差異性來訴求這種情感，通過建置的系統進行了務實的捍衛運動，他們沿著相同的路線創造出類似的相同性質的組織，他們透過各種充滿政治角力的遊說工作來達成自己的目標。(p132)

(2)是保衛自身的空間，在美國是由反對毒物運動的方式發展出來的，他所訴求的是與官僚及企業利益相等利益對立的住民權力與生活品質，帶有著不要在我家後院的標籤，然而這個已成為環境行動最快速成長的形式，這種活動是具有地方性但不一定具有地方主義，但這問題隨之浮出的是人們將不想要的物質放置集中於弱勢者居住條件的這種歧視。(p133)

(3)由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的反文化提供環境運動滋養，我們社會中最大的反文化潮流表達自己的形式是只尊重自然法則並且宣稱尊重自然的優先性是勝過人類任何制度的，作者在文章中將動物解放運動以及生態女性主義等具有反文化環境概念的表現納入了激進的環境主義中。並且對於生態女性主義者而言回復自然的權利與女性的解放是解不開的。

4)綠色和平大抵是我們提起環境保護所產生的第一印象，他針對的環境議題是最為普遍的，隨著他的媒體取向以及非暴力的直接行動的方向，它進而發展成為了跨國的網路化的組織

5)綠色政治第一眼看來其實並不是一種運動類型，比較像是環境主義為了進入選舉政治所出現的策略，我們就得提及到綠色政治的重要案例綠黨，1980年代成立的綠黨以基層運動聯盟為重要基礎，在1983年順利地走入國會裡，這歸功於它的背景，當時還是三個政黨互相鼎立的局面，金融政治的醜聞撼動了這個局面，綠黨將自身表達為”反對政黨的政黨”。然而1990年選舉粉碎了這一個實驗，主要是綠黨對於德國統一的立場最初了錯誤的判斷，務實派與基本教義派的淺在矛盾爆發開來，綠黨在20世紀90年代重新進入國會，但它轉變成了真正的政黨。

第二節

為何生態的概念會如火如荼的興起呢?作者在本文所提到的假設是從20世紀以來70年代所出現的新的社會結構，也就是科學及技術最為經濟及社會的基本工具及目標空間的轉型時間的轉型以及財富權力即通過媒體網路建構虛擬化的文化認同。

環境主義是一種以科學為基礎的運動，但是它與科學關係卻是在曖昧間遊走，假裝知道對自然及人類將造成怎麼樣的後果的科學暴露了產業主義、資本主義及官僚的既得利益。

生態主義一方面爭抗著科學對於生活的宰制，但為了捍衛生命同時卻運用了科學來反對科學.並且對於結構性轉化的鬥爭等同於對於社會兩個基本物質性的表現—空間與時間——進行了歷史再定義。網路社會的特徵大部分是控制過程，中心化的權力，財富及信息都是以流動的空間組織而成，然而人類的經驗卻不然，仍然是以本土作為基礎的。也因此生態主義者對於地域以及人們掌控生活空間的強調對於這種新的政治體制形成了一個新的挑戰。不只是空間，網路社會也控制了時間，而環境運動大概是保衛一種新的，革命性的時間感最主要的活動者。通過這樣的方式，生態主義者引出了一個新認同創造。

第三節

環境主義在媒體上持續出現已經讓他們比其他訴求都具有正當性的位置，全球性的環境主題都有明顯的媒體取向，並且環境主義者所提出的議題很容易直接連接到人們所重視的人文價值，這些人文價值通常與黨派保持著一定的距離，環境主義者再工具上掌握了先進的溝通技術來整合活動訊息及行動。(p149)

環境主義者並不只一種意識覺醒行動，它的目標一開始就是要改變立法及管制，環境主義已經進入了政治競爭，或亦是大公司通常以資金支持各項環境主義為名的活動,藉以提升公司良好的形象。

議題討論:

1.      環境討論的一種模式是出自於帶有利己主義色彩的思考，環境主義是不是一種無用功的想法？

《資訊時代：經濟、社會與文化》，第二卷，〈認同的力量〉第六章：信息化政治與民主危機

壹、導讀

導論 

由於傳統政治體系危機匯聚的效果以及新媒體戲劇性的普及化，政治溝通與信息遂根本地被媒體空間所掌握。這個被媒體支配的政治空間並非被媒體所決定；而是一個開放的社會與政治過程。這個在媒體空間被電子媒體的邏輯與組織所掌握的政治框架過程，它不僅衝擊選舉，也衝擊政治組織、決策與治理，最終修改了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本質。同時，由於現存政治體系仍奠基於工業年代的組織形式與政治策略，於是在政治上就變得過時，它所依賴的信息流動也使它不再具有自主性，這就是信息時代的民主危機的基本來源。(p.360)

一、信息化時代作為政治空間的媒體

誰是媒體？其政治自主性來源為何？它如何形塑政治？

• 誰是媒體：在民主社會中，主流媒體，基本上就是企業群體
• 企業利益的媒體自主性：廣告—收視率—可信度
• 媒體如何形塑政治：不在媒體上積極亮相，政治提案或候選人便沒有一絲機會可得到廣泛的支持媒體不是所有的政治，但所有的政治必須通過媒體影響決策。如此一來，政治被根本地形塑，在其內涵、組織、過程與領導權上，被媒體系統的內在邏輯（特別是新的電子媒體）所形塑（p.366）

例證—作秀政治與政治行銷：美國模型

• 媒體邏輯所框架的政治
• 投在電視的政治支出急遽攀高
• 政治顧問對政治候選人所建議的政治炒作（political spinning）已成為政治選戰的基本要素，同時也是政府決策得到支持或反對的基本要素
• 電視政治效果
• Gitlin：新聞關切事件，而非其背後的條件；關心個人，而非群體；關心衝突，而非共識；關心能夠將『情節加溫』的事實，而非解釋故事的事實。
• 政治新聞報導額外的、有力的框架是事件的個人化，對戲的演員是政治人物，而非政治→人格問題成為政治議程的最前線，正如信差成為信息一樣

例證—歐洲政治正在「美國化」？

• 歐洲政治與美國的同樣特性：簡化訊息，以專業廣告與民調作為政治工具，洩漏破壞性的信息以作為政治武器，以意象塑造與炒作控制作為獲取權力與維繫權力的基本機制
• 政治在大部分歐洲民主國家已被類似過程所支配：20世紀90年代的其他歐洲國家的比較分析，描述了一個媒體主宰信息傳播其複雜且正轉變中的情況，與此同時，政黨卻沒有準備，財力不足同時又被嚴格管制，因而難以適應新的技術環境。結果似乎是，一方面，相對於媒體，政黨多半在國家的支持下保持自主性；另一方面，由於限制政黨對於媒體的可及性，人們越來越從政治體系之外的來源形成他們的政治意見，因此加深了政黨與市民之間的距離（p.379）

例證—玻利維亞的選舉民粹主義：〝男夥伴〞巴林科與潔卡烏魯的來臨

• 將媒體與地方制度連結：為了抵抗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全球化，男夥伴巴林科基於玻利維亞本身的資源以及人民的共產精神，提出（雖然以相當含糊的字眼）「本土發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的模型。因此，祖國覺醒黨的影響並非只是媒體操弄：它的主題指涉了拉巴茲民眾的真實痛苦，它的語言直接與拉巴茲和艾爾阿突的大眾階層的文化及地方認同溝通（就這點而言，其運動大半保有地方性，某些分析家稱為「都會共同體」metropolitan ayllu）(p.383)
• 非正式政治（informal politics）的出現系伴隨著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ics）而來：極端個人化的領導；二元分化的信息簡化；善與惡；在公共與個人生活的形塑中，道德與宗教判斷的優越性；在動員與政治決定中，電子廣播語言、訊息與符號的必然重要性；民眾情緒善變，而在失控的感受世界中迷失。

二、行動中的信息化政治：醜聞政治學

為何貪污會在20世紀90年代嚴重影響政治系統與政治行動者？

• 政治競爭，以及試圖影響政治光譜中的主要選民的競爭，已經降低了政黨以及聯盟之間的意識形態對比在確保了他們的死忠支持者後，剩下就是盡可能的瓢竊對手的主要訴求與立場。於是帶來的結果是政治位置的模糊以及市民更注意於政黨與候選人的可信任度，而不是對議題的專業程度。政治的人格化也將注意力集中在領導者及其特質上，因此開啟了以攻擊人格品質贏得選票的方式。

醜聞政治是信息化政治下為了鬥爭與競爭而選擇的武器

• 論證：政治被媒體空間所包圍。媒體的全球觸角與網絡，使得他們得以逃脫嚴格的政治控制；媒體的調查報導能力，以及他們相對於政治權力的相對自主性，使得他們大抵成為社會上的信息與意見的主要來源。政黨或是候選人必須進入媒體或是借助媒體才能夠接觸到社會。媒體不是所謂的第四權，而是他們進行權力鬥爭的基地。(p.390)

在醜聞政治中，如在網絡社會的其他領域，流動之權超越了權力之流

三、民主危機

民族國家合法性危機：它被媒體領域所俘虜，被簡化為個人的領導權，並倚賴於技術上的複雜操弄，被推向不法的金援，被醜聞政治推著走並越來越接近醜聞政治，政治系統已失去其訴求吸引力及可信度，同時，對所有的現實目的而言，它是一個不再具有共眾信心而僅剩官僚的殘餘物。(p.397)

導致結果：

• 這些發展的結果是，一般而言，我們看到的並不是人們從政治場景中退出，卻是政治系統被象徵政治、單一議題動員、地方主義、公投政治，以及最重要的，對個人化領導的特別支持等所穿透的景象。隨著政黨的遠離，這是救世主時代（time of saviors）。這導致了系統性的不可預測性；或者，它可能走入煽情的火焰，而使政治制度分裂，危及世界穩定，或對理性展開新的攻擊 (p.403)
• 但正如網絡社會的政治代議的適當機制，民主操演的新的制度性的、文化的及技術的條件，已使既存政黨系統與現行競爭政治體制變成空殼。人們知道，也感覺得到這些。但他們也知道，在他們集體記憶中，避免獨裁者佔據消失中的民主政治空間，是多麼的重要。市民們仍是市民，然而他們不確定自己屬於什麼樣的城市及誰的城市。(p.404)

四、重建民主？

Castell 評論民主制度重建路徑

• 地方政府再造：當區域與地方政府彼此合作、並且將觸角延伸到鄰里分權與市民參與時尤其如此。當電子工具備用再擴大市民的參與與商議時，新技術有助於強化地方政府中的參與。地方自我管理的經驗，顯示了有可能重建地方代議的連結，以分擔經濟全球化與政治不可預期性的挑戰。(p.405)
• 電子通訊提供了強化市民之間的政治參與水平溝通的機會：線上信息通路與計算機媒體通訊繞過媒體的控制，提供了在自主性的、電子的論壇上的互動與辯論的可能性。(p.405)
• 環繞著「非政治」因素的政治動員發展：他們使人們心中與生活中對公共事務的關注重獲正當性

貳、評論與討論

• Castell 在本章充分彰顯了其對現有網絡社會分化狀態的關懷，並提出了三項民主制度重建路徑，然而這三項建議與觀察皆排除了「國家」的介入，而著重於區域和區域、個人和個人之間的連結，筆者質疑，如此的制度是否仍是民主制度？抑或在網絡時代中，認識民主的條件已必須變更，不再需將「國家」加入討論範圍？ 若是如此，我們該如何重新認識民主？

《資訊時代：經濟、社會與文化》，第二卷，〈認同的力量〉，第五章，權力式微的國家？

前言：

資本主義國家的特性在於它吸納掌控了社會的時間和空間，建立起時空軸線的矩陣，並且壟斷時空的組織架構；在國家力量的介入下，時空組織成為一種控制的網絡和權力，這就是為何現代國族（modern nation）是國家的產物。但國（民）族國家這個現代的歷史產物，它的權力正在喪失當中。為何國家掌握了強大的科技力量和前所未有的資訊，卻要說它權力式微呢？

1        全球化和國家：個別的國（民）族國家正在喪失、也終將喪失對其經濟政策的基本元素。

1.1 國家經濟體的跨國核心：國（民）族國家最後的立足點，就要看兢兢業業的稅務調查員與詭辯的跨國律師，在虛擬會計空間中的勝負來決定（p.247）；

1.2 全球經濟中國家的新財政危機：

1.2.1  各國皆仰賴全球資本市場和國外借貸；

1.2.2  三個趨勢：

1.2.2.1 儘管國家某種程度地不介入經濟（尤其是直接就業、管制方面），但國家仍然有其他顯著的經濟角色、仍需要稅收以外的財源；

1.2.2.2 相對於全球貿易的成長，全球金融市場有著更快速的成長，而兩者之間的落差越來越大；

1.2.2.3 若有國家能成功地建立相對於外資的財稅自主，也是因著家內借款，從藉著保護主義與出口表現而獲利的企業來獲取融資；不過該國的經濟與政府也就會沈溺於貿易剩餘與國內的利潤循環中，因而帶出了泡沫經濟現象。

1.2.3  國家經濟的糾纏以及政府財政對全球市場的與外貸的依賴，創造了國（民）族國家的國際金融危機的產生條件，甚至最富裕與最有權力的國（民）族國家也不例外（p.253）

1.3 全球化與福利國家：福利國家是這半世紀以來，國（民）族國家政策中的關鍵元素，也可能是工業化國家正當性之主要基石；但由於國（民）族國家對於貨幣政策、預算的決定、生產與貿易的組織、公司稅的課徵、實現提供社會利益的承諾，都越來越無力了。雖然國（民）族國家仍然具備某種管制能力及對於目標的相對控制力，它大部份的經濟權力卻已經消失了。（p.278）

1.4 全球通訊網絡、地方的閱聽眾、不確定的管制者：媒體以及電子通訊的全球化/地方化，就等同於資訊的去國族化與去國家化。（p.283）

1.5 法律失效的世界：

1.5.1  對國（民）族國家的衝擊在三方面：

1.5.1.1 國家的整體結構都被犯罪連結所穿透，因此在公共事務的處理上也形成混亂；

1.5.1.2 國（民）族國家間的國際關係因隨著犯罪經濟多元化而變得越來越有賴於聯手打擊犯罪經濟的合作或對抗模式；

1.5.1.3 有犯罪源頭的金融流動在整個國族經濟或使國族經濟不穩定之因素中的重要性逐漸升高，也就是說許多國家若不考量這個不可預測的因素，就無法制定適當的經濟政策；

1.5.2  全球化在其不同的面向中，削弱了國（民）族國家的自主性與決策權力。而它產生的關鍵時刻，也正是國家權力在國際範圍的操作屈從於國防、外交政策、全球公共政策的多邊主義的限制之時。（p.286）

2        多邊主義年代的國（民）族國家：

2.1多邊互賴的三個原因：

2.1.1  兩大超級強權所建立的軍事集團的鬆動及瓦解；

2.1.2  新技術對戰事的戲劇性衝擊；

2.1.3  知識與資訊的增加，使人類所要面臨的、具有全球性特徵的主要挑戰成為社會的認知；

2.2 國（民）族國家深陷利益與談判的糾結中，對於每個議題的處理又將自身重新塑造為不同的形式；現在多角關係的外交政策所形成的混亂，已經轉譯為任何國家在國際領域中都無法單獨行動的無能狀態。（p.287）

2.3 軍事技術、否決科技：國（民）族國家的基本課題變成了限制其真正使用所擁有的軍事武力、削弱其原來存在的根基，不同層次的破壞力所組成的複雜的網，用協議及裁武與撤軍的方式來控制彼此。

2.4 這幾個國（民）族國家的聯手，並不是為了實踐集體責任，而是進行國際政治秀與發表辭藻華麗的嚴正聲明，因為政府根本沒有能力控制其所涉入的破壞過程。

3  全球治理與超國（民）族國家：超級國（民）族國家的誕生是國家以不同權力組合表現出其成員的個別利益的加總，而不是以超國家以及全球治理當作指引；

3.1 不可能之一：始終懷疑對於主權平等共享的可能，因國（民）族國家及其菁英重視自身特權而無法放棄主權，除非這個承諾有實質的回饋；

3.2  不可能之二：國家對於衝擊公共意見的全球問題越來越束手無策，導致市民社會越來越將全球公民權的責任拿在自己手裡、而不是國家手上；全球人道主義的私部門化逐漸削弱國（民）族國家必要性的最後合理性；

3.3 不可能之三：管理主權對於主要的經濟、環境與安全議題已無法共同承擔，結果已是不可逆轉的，而政治制度為要長久維繫下去而開始權力的系統性侵蝕；

4        認同、地方政府與國（民）族國家的解構：

4.1制度的危機：從「特定的、受控制的國家領土中，用共同的歷史產生出社會與文化之間的連結、以及經濟與政治的利益」到「國（民）族國家的社會利益、文化、與領土的不均等再現，使得制度偏頗地朝向或有利於開國菁英及其延續的成員們，地域分化和權力的共享與否則組成了新的結盟與對立」；

4.2 分而治之的影響：原是使不同菁英利益保持平衡的基本機制，但地方與區域政府不但分散化國家權力的展現，也是文化認同的表現；

4.3 正當性危機/公共人（public man）的衰弱：國家機制的地域性分化及地方政府去中心化地重現政府的正當性，因著為民牟利之名爭取主導權，而最終將與自己國家產生競爭性。

5        國家的認同化：

5.1 The selectiv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identity in the state has a very important, indirect effect on the overall dynamics of state and society. Namely, not all identities are able to find refuge in the institutions of local and regional governments. 地方政府為了擁有自主性而減低公共資源取得的層級，使美國大城市或法國郊區的貧窮人和少數民族等社會問題逐漸侷限於空間的範圍內；地方的自主性加強了其領域內主要菁英的認同，同時卻削弱了此自主性政府機制中不具地方代表性或被隔離的社會群體；

5.2 此類被排斥的少數族群的目標並非是地方政府，而是在挑戰國家，藉此要求權利被承認、利益被保護，並以此來對抗或凌駕於地方或州政府之上；

5.3 國家為了維持本身的合法性，逐漸將權力和資源轉移到州政府手上，也就越來越不能以廣泛的國家之名分配不同群體或認同的各種利益；因著權力去中心化而自身的保護性和代表性角色就逐漸喪失合法性；

5.4 當一個國家並不能代表強而有力的認同、或無法為社會中各種利益聯盟提供空間，使它們能夠在建構（或再建構）認同時強化自身的力量，那麼一種特殊的認同所定義的社會或政治勢力就會取代國家，並使這種認同具有排斥性的特色。

6  國（民）族國家的當代危機：1990年代的墨西哥制度革命黨政府與美國聯邦政府

6.1       墨西哥制度革命黨政權的困境

6.2       美國聯邦政府正當性的衰落：人民vs.國家

6.3       國家危機的過程與結構：福利國家岌岌可危、傳統生產關係解組、工作型態日趨不穩定、社會不平等加劇…etc。

7        國家、暴力及監控：大哥大變小姐姐：監控的方式更為離散化，但卻不斷擴散

7.1 我們的社會並不是一個井然有序的監獄，而是雜亂無章的叢林；

7.2 力量強大的新資訊科技可以用在監視、控制、壓抑的國家工具之上，但也可以運用在人民對其國家的掌握之上；

7.3 真正的破壞是在國族邊界和國家制度之外，其他的監控能力和暴力傾向正在不段擴散發展；

7.4 個人隱私漸受威脅的力量來源並非國家、而是來自商業組織和個人資訊網路或政治策層體系，且是依循其自身作為一種工具的邏輯而非代表政府的利益。

8        國（民）族國家和國家理論的危機

8.1政府的功能變得越來越不是一個主權的實體，而比較接近國際政體中的一份子，國（民）族國家主要的功能將只是為超國家或次國家的統理機制提供正當性基礎及背書而已；

8.2 權力式微的原因：因國家必須倚賴多重權力來源的擴張來加深自己的權力和影響；

8.3 在一個跨國的全球性和文化性的網絡中，社會是以身份認同的根基向上發展，並且會建構或再建構出新的制度機構來彰顯這些身份認同；甚者，會將國家以另一種身份認同出現的方式來質疑國家這個概念。

9        結論：宇宙之王、孫子兵法和民主的危機

提問：

1、能否及如何從以上闡述的「由全球化和身份認同的矛盾所引起的鬥爭和國（民）族國家危機」的論證解釋台灣民主化及評價台灣民主的現狀？

2、除了去除由國族作為認同基礎的要件，權力式微的國家還應去什麼蕪存什麼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