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25日 星期日

遊客與流浪者

壹、導讀

在消費者社會中做一名消費者:
現今的社會中,我們已經過去由生產者和士兵所組成的「生產者社會」,轉而成為需要成員有能力去做消費者的「消費者社會」;而社會像其成員所提出的標準也從「有能力並且自願的去扮演那兩種角色」變成「有能力並且去扮演消費者的角色」。
在全球化拉動經濟向前的同時,為了在全球競爭中讓自己脫穎而出,各式商品必須能夠引誘消費者並激起他們購買的慾望,然而當他們一達到這點,就必須立刻為其他慾望目標騰出地盤,不斷的追逐更高的利潤。而對消費者而言,則是一個又一個的慾望:
任何東西都不值得消費者長期固守,讓何諾都不值得我們死抱一生,任何需要都不應被視為得到完全滿足,任何慾望都不應被看做最終的慾望。(P.78)
消費者短暫的注意力及產品推陳出新的關係相輔相成,需要與滿足間的傳統關係被顛倒了過來:滿足的前景和慾望鮮魚被滿足的需要,而且比現有的需要更加熱切誘人。(P.79)

我們在分裂中前進:
後現代消費這會是一個階層化的社會,其「上層」及「下層」的差別即在於消費者的流動程度,也就是選擇要去何處的自由度。其中的一大差別是上層消費者可以把下層消費者甩在後面置之不理,而後者無法;另一差異是上層的人隨心所欲選擇自己想去的地方,而下層的人則一次次被迫驅離他們原本想在的地方。
空間對於「上層」已喪失了束縛性,無論是虛擬或現實,對他們而言都很容易穿越;然而對「下層」而言,空間卻正在快速封閉。空間的不同也讓時間對兩者造成了差異,「上層」可以控制自己的時間,而「下層」往往被時間支配。

穿行於世界與擦肩而過的世界之關係:
對沒有合適資歷、充裕的家庭財力或足夠積蓄的人來說,靈活性的增大歸根究柢意味著被雇主剝削得更徹底…(P.87)
對某些人而言,空間的虛擬性有助於消解一個真正的家可能會帶來的束縛,然而對另一些人而言,更多的靈活性則更加凸顯他們被束縛於一地;旅遊者與流浪者的差別即在於選擇的自由度。
「全球化」是迎合旅遊者的夢想和慾望的,它也無可避免地把許多人變成了流浪者。流浪者是被剝奪成為旅遊者權力的人。

無論是福是禍,團結一致:
流浪者是旅遊者的另一個自我,他們也是旅遊者最熱心的崇拜者。但是他們崇拜的是旅遊者的財富,或是他們能拿那些錢來做什麼,而不是他們應該做什麼。
在這旅遊者與流浪者之間,還有一大批人不太清楚他們的處境,也不確定自己將會成為哪種人,因此流浪者之所以是旅遊者的另一個自我,是因為他們成了旅遊者每天必須面對的心魔,他們擔心有一天他們也可能成為流浪者。雖然沒有流浪者的世界是旅遊者的烏托邦,但是好與壞是比較出來的,流浪者的存在讓旅遊者的生活方式愈發令人羨慕。

貳、問題討論

當被迫成為流浪者的人愈來愈多,並且空間的壓縮造成他們的處境更加困難時,是否會造成他們的反撲並且對既有的社會規則造成影響?

全球法律,地方秩序


《全球化:人類的後果》第五章 全球法律,地方秩序

前言: 在現今全球化的時代中,投資者具有高度的流動自由性,國家為了能吸引投資者長期的投資,勢必要創造一個有利於提升投資者信心的環境,然而目前國家為了創造利於投資者的環境的過程中必定會犧牲「勞動力供應者」的權益,關於「勞動力供應者」哪些權利遭受犧牲以及國家透過何種方式達成目的,分述如下:

壹、強調「彈性」的全球化經濟網絡
勞動力市場太過僵化死板了;應該使它靈活起來。那就意味著更加具有適應性和可塑性,無論對它採取什麼措施都不應該抵抗。換言之,勞動力只要成為投資者—他們確信只有他們的行動才能決定其經營—可以不予考慮的一種經濟變項,那麼,它就是「彈性的」。(P.102
全球化經濟網絡中的「彈性」,明顯的只屬於具有高度流動自由性的投資者所擁有,對於彈性的定義的權力掌握在這些上層菁英的手中,全球化中彈性的定義是基於投資者的權力或想像所建構出來的,投資者在全球化金融世界中就如同球員兼裁判,可以創造一個對自身最有利的環境並且逃避任何可能的責任,相對的在全球化中這些勞動力供應者由於受限於地方侷限性,僅能在投資者建構出的框架中生存不但被剝奪了靈活性也剝奪其活動性,使得在經濟活動中僅能受到投資者的支配。

貳、政治穩定(秩序的建立)
把地方的注意力集中在「安全環境」以及它可能真正或推定會需要的一切中,這恰恰是如今已全球性和超越疆域了的「市場力」要求民族國家所做(P117)
投資者在找尋投資的國家時總希望能尋求一個政治穩定且秩序良好的地方,這個地方必定需要排除一切無保障和不確定性的發生的可能,如此一來投資者就只需要專注於如何獲利就足夠了,不必再多花時間與精力從事任何事務。政府在此全球性的金融世界中的工作在於建立起優勢的警力以及監獄的高牆,透過建造新監獄、起草新法令來塑造政府為了安全環境所做出的種種努力,如此不但提高了人民對政府有信心,也顯示政府對於建構有保障和確定性的安全環境有所作為,而這一切皆在「投資者放心」因素中顯得特別重要。

問題與討論
A.  彈性的勞動力究竟有沒有可能在全球化中產生,還是只能做為一句口號?
B.  投資者往往具有龐大的政治影響力,他們可以透過偏差動員的方式將勞動力供應者的意見排除在議程之外,面對這樣的權力困境勞動力供應者要如何突破?

C.  國家為了建立安全環境的秩序想要保護的價值是什麼?

2018年3月18日 星期日

空間戰

《全球化:人類的後果》第二章  空間戰:一份職業報告

壹、導讀

現代化亦可從社會空間概念、空間組織上的革命性變化考察。

社會格局現代化—地圖之戰

現代化意味著使人口稠密的世界成為一個適宜於超社區的、國家統治管理的世界,而這一任務就勢必要求這個世界變成一個行政當權者易懂的透明世界。P31.
過去,空間的度量衡來自人體,距離是以人體和人際關係來衡量,在缺乏客觀衡量土地佔用、土地註冊和牛羊盤點的情況下,前現代國家所喜歡的撈取收入的手段是徵間接稅;現代國家要統一受其直接統治的空間、建立絕對主權,必須從五花八門的人格化度量衡中掙脫出來,為了獲得社會交往和效忠模式的立法和管理控制權,國家必須控制共同空間的透明性,於是開啟地圖之戰。
透過地圖之戰,使社會空間服從於官方批准的闡釋,使空間結構成為能被國家政權及其代理人明鑑洞察的結構。

什麼是幸福人生及其必要條件—從繪製空間地圖到地圖的空間化

烏托邦構思者所共有的價值觀和他們對「某一幸福的理性理想或者你也不妨稱之為合理幸福理想」的關注而造成的—暗指在消除了任何隨意性、雜亂性、偶然性和模稜兩可的秩序井然的空間中渡過人生。
地圖繪製全的完全壟斷、空間完全透明,是否可行及值得追求?一個先於領土勘查的地圖若空間化,會是一個驅逐了偶然性和意外並禁止其回歸的空間,在那裏的居民是在政治上脆弱無力的,它是剝奪人性事務、一切使人生充滿意義和價值的事物的空間。

恐曠症和地區的復興

論追求透明性的昂貴代價及當代恐慌。
城市空間單一化、邏輯化、功能化或透明化的企圖都會弄巧成拙,造成人類紐帶結成的保護性網絡的解體和自暴自棄、孤獨落寞這樣精神上的打擊—此外,還會內心空虛、懼怕人生的挑戰、在面臨自主和有責任的選擇時故意裝傻顯陋。P44.

我們現在處於對觀監獄般的資訊網絡社會—全景監獄後有生活嗎?

考察全景監獄的歷史命運,並論及新的權力技術所建立起來的對觀監獄。

貳、討論

治理之術可能在對觀監獄般的社會空間中掌舵嗎?


民族國家之後是什麼?


鮑曼(Zygmund Bauman),〈全球化:人類的後果〉,第三章:民族國家之後是什麼?

●導讀與論題:
在全球化圖景下,面對民族國家的主權消解,國家與法還能保障傳統民族國家的在地人嗎?甚至,國家還有存在之必要功能嗎?
超國家—‘全球性的組織快速增長的影響,不僅加快了對弱小地區的排斥,而且為資源的分配開闢了新的渠道,至少在一定的程度上脫離了各民族國家的控制。(p.54
●定義:何謂「民族」國家?
民族是被想像為有限的(有地域範圍的)、有主權的(國家有固定領土,領土內每個人自由平等)並享有主權的共同體。

●全球化與「民族」國家的關聯性
1.地域:傳統的民族國家的疆域被全球化後的「市場」範圍取而代之。
2.經濟:民族國家被政治主權領域內人民的政治上連貫的利益所驅使(p.63)。

●作者的提問:
是否有人能勝任掌握「政治代理權」一權,即作出有共同約束力的選擇並加以貫徹的絕對權力?
全球金融、貿易和信息產業氏依賴的世界圖景的政治崩潰,以謀取活動的自由、不受束縛的追求目標(p.65
●當資本和金融的自由流動使得「經濟」已經開始控制「政治」,而具有流動性的資本又幾乎是不受控的自由狀態。在這樣經濟脫離了由政治所控制的全球化下,國家失去了完全控制社會政策發展的基礎,因此許多弱小的國家為了維護統治,心甘情願的主動爭取放棄更多的主權來尋求結盟,這樣的民族國家還有「國家」可言嗎?
再者,在歷經全球性主權、權力、流動的自由的重分配後,真正塑造我們一切行為所受制之境況的勢力在全球空間流動,但整體來說,我們的政治行動機構卻依然縛於地面。如此,國家要怎麼運用已因失控的全球化而少得可憐的主權與力量,去減輕失控的全球化所帶來的後果?更者,國家壓縮社會權力的支配性掌控權,仍應具有權威性的行動之必要嗎?

●全球化圖景之下助紂為虐的媒體?
在媒體裡被掩蓋的是全球化下身為受害者的「地方人」(「流浪者」、「底層」)的真實境遇。媒體掩蓋兩極分化的三種手段有:1.把貧窮解釋成貧窮者自己好逸惡勞的獨特選擇。2.貶低貧困真正的規模,將其簡化化約成飢餓問題。3.透過建立對於第三世界的非義務衛生帶,以加劇人們日常的道德冷漠。
在這樣的媒體盒子情景裡,發聲的權力似乎集中在了某些維護全球化的特定意識形態裡,即使科技再發達、流動的限制再不受地域所束縛,方便和得利的對象也僅限於「全球人」。媒體的潘朵拉盒子所展現出的世界圖景是全球人的世界,卻是地方人渴望的世界,更是一個扭曲了的「全景監獄」。

●提問與討論:

  1. 誰能擔任保護全球化下的「地方人」的角色?
  2. 全球化圖景下, 喪失民族國家的主權三足鼎軍事、經濟、文化自主性的民族國家還具有政治合法性嗎?
  3. 全球化圖景下,面對民族國家的主權消解,國家與法還能保障傳統民族國家的在地人嗎?甚至,國家還有存在之必要功能嗎?

●民族國家之後是什麼?

《資訊時代:經濟、社會與文化》,第一卷,〈網絡社會之崛起〉(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結論


2018年3月16日 星期五

《資訊時代:經濟、社會與文化》,第一卷,〈網絡社會之崛起〉第七章

全球化:人類的後果 第五章

全球化:人類的後果 第四章

《資訊時代:經濟、社會與文化》,第一卷,〈網絡社會之崛起〉(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第六章

《資訊時代:經濟、社會與文化》,第二卷,〈認同的力量〉(The Power of Identity),第三章

《資訊時代:經濟、社會與文化》,第二卷,〈認同的力量〉(The Power of Identity),第五章

2018年3月15日 星期四

《資訊時代:經濟、社會與文化》,第二卷,〈認同的力量〉,第二章。

資訊時代:經濟、社會與文化》,第二卷,〈認同的力量〉(The Power of Identity), 第四章

《資訊時代:經濟、社會與文化》,第二卷,〈認同的力量〉(The Power of Identity),第六章

《資訊時代:經濟、社會與文化》,第一卷,〈網絡社會之崛起〉(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第五章

《授課進度》留言無法開啟

  • 由於《授課進度》留言無法開啟,原因不明。請所有修課同學皆另行貼文,註明負責導讀的篇章,也請同學們相互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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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11日 星期日

要政治奪權還是限權?

  1. 政治領導者像總統、首相有支配的權力,而在一個政治系統裡,有一個受支配的組織化行政機關,兩者是上下關係,行政官僚在受支配時有他們不同的意願,像是利益或榮譽…等。如果是君主代表了權力,那就表示君主會剝奪人民的權力,政權轉換時也會變成誰和誰在搶奪那個最高權的位子。因此需要有行政機關來做輔助,確保領導人不會將權力無限上綱,而且也可以讓人民被更組織化的系統管制。
  2. 以前在政權轉換時,某人當上了領導者,此時台下支持者舉國歡慶,想說有好日子可以過了,但設想以後政權發生危機了,此時政治家為自己的權力犧牲了人民的權益。然後又一個政權交替,發生危機,犧牲人民,無限的循環,因此在無數的轉變中,才會從以前的奪取權力到現在的限制權力。在當今限制權力是政治的重要一環,經過一連串的限制,不讓領導者拿到最大的權力,限權主要分為憲法、司法、憲政、政治、社會的限制,這些主要是以分權為機制。而政治限權是讓公民可以透過公平的制度來選出政治領袖,像在第一段所提的,如果君主為了自身利益,運用他的權力剝奪人民的自由財產,是不理智的,因此現在才會有了限權的制度。
  3. 我認為相比從前的奪權,限權是較理性的。


時間與階級

  • 廉價通訊的後果與民主

在全球訊息網超越國家權威全面建構我們生活真實後,以地域或國家為單位的「政治共同體」從人類的世界想像褪色,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個「信息共同體」,依據信息平台的使用偏好可以辨識年齡層、世代,年輕人以「同溫層」戲稱他者與我者群體的分別,大數據演算法分化出新的人類社區邊界,資訊平台的流動性就被新的社區邊界框架。

即便人們能夠感知同溫層的存在,並且信息共同體裡的政治價值,可能一出了同溫層便居於少數、備受爭論,但這個現象鮮少促使人們拷問自我,反而加強同溫層的堅韌,對現代人而言,生活的真實、真理的驗證,不是來自政治共同體中人與人言說的鬥爭,而是信息共同體與信息共同體的鬥爭,對立的信息共同體會愈加對立,信息共同體的倡議主要目標不是打破社區邊界,而是說服還沒納入意見社區的散戶、搖擺不定中的人們,藉此擴大自身勢力,廉價通訊的後果是政治、公共空間萎縮。

信奉「民主」的東吳政治學系不以此為危機甚是奇特,我曾經修習過民主理論相關課程,研讀、論述雅典民主在當代的可行與否,認識近年台灣引進的公民審議模式,然而出了課堂,公共審議空間在哪裡?網路對於公民審議的影響似乎未見於課堂上所接觸的民主理論,東吳政治所談的民主如何避免落入舊時信仰膜拜?

  • 東吳政治學系應在大一針對不同階級的學生設計選修課程

地理意義上,流動的自由充新劃分了當代的階級區隔,更直接地把不同階級人們的生活經驗區隔拉大。
在政治學領域的學習中,不具備現實感是無法接近所在地的政治現象、並且進行研究,大學生如何透過政治學系的餵養長成有現實意識的政治學系學生?每個學生的生活現實因為階級產生巨大的分隔,加上語言能力越發貧瘠,脫離階級感的政治學課,使學生更像在濃霧中前行,我們看不清彼此以及自己所在的座標,但卻要雞同鴨講的議論政治現象。

2018年3月7日 星期三

真的沒有所謂「負責任」嗎?

  1. 在韋伯的「政治作為一項志業」之中談論到所謂「負責任」之態度,是將政治視為一項志業的重要心理素質。然而在課堂上,老師多次的詢問到底什麼是「負責任」的意義,並且多次的對於「負責」提出質疑。我想問的問題是:真的沒有所謂「負責任」的存在嗎?
  2. 首先我們得先試圖描繪,到底所謂的「負責任」是什麼樣的情況。舉例而言對於一個小偷來說,大家普遍可以認同偷竊行為負責的方式為「歸還其所偷竊的物品」與「面對法律的徒刑懲罰」這兩個具體的行為。以規範性的論述而言,就是「將其行為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復原」與「受到相對應的權利剝奪」,在行為滿足這兩個條件之時,我們就可以視為是普遍社會上認同的「負責」
  3. 一般政務官在「負責」其作為或不作為之時,可想而知的是因某些行政行為具有時效性與不可回逆性,所以無法達成「將其行為(決策)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復原」進而在「負責」的推斷上產生了疑慮,甚至淪為空談。但這樣的「負責困境」並不僅僅出現在政務官的決策之上。舉例來說A打破了B的世界上唯一的古董花瓶,無法歸還一個一模一樣的花瓶時,僅僅只能歸還其等價的金錢來作為賠償。在這個例子之中,A一樣沒有直接達成所謂「將其行為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復原」然而「償還等值金錢」這樣的行為亦可以被視為是為其行為「負責」的手段。所以在這裡我們得到的一個小結論,負責的兩個要件之中,第一項是可以被抽換的。
  4. 但推導到「可以被抽換」的程度,是否足夠論證「政務官可以為其作為或不作為負責」,答案顯然是不否定的,因為普遍被視為政務官「負責」的方式---「下台」並沒有對於其行為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有任何的積極作為。所以我們應該要試圖論證到「將其行為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復原」並不是負責任的必要要件,這樣才能成功的論證出「下台」是一種「負責」的行為。
  5. 於是我們舉另外一個例子,在一對未婚情侶親熱後不小心鬧出了人命,女孩要男孩娶她為妻,承擔她一輩子的生活作為負責。在這樣的例子中,男孩並沒有、亦無法將女孩恢復「原狀」(無論是生理層面亦或心理層面)但可以透過「娶其為妻、承擔她一輩子的生活」此行為被視為對其行為進行負責。也就是說在面對一些無法「復原」的情況時,我們可以默認應負責的人「受到相對應的權利剝奪」為一種「負責」,「復原」會因為一些不可抗力因素而不被視為必要的要件。
  6. 所以在這裡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政務官為其作為與不作為所產生的負面行政影響而下台時若此行政行為具有不可回逆性,那「下台」可以視為一種負責任的行為。
  7. 真的沒有所謂「負責任」嗎?答案是否定的。


2018年3月6日 星期二

每週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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